前些時日，一個公立大學的畢業生求職，他得知工作待遇是月薪兩萬兩千之後，不但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工作，還表示有受辱的感覺。這故事反映出了現今社會的一種景況，也透露出一些值得討論的社會面向。

那位公立大學畢業生會有受辱之感，自然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應有更高的價值，我們不禁要問，他的此種自我評價從何而來？是他對自己能力的信心？是他大學畢業文憑？或是公立大學的招牌？

如果環顧當今的世界便可以知道，今日的全球經濟景況，可說是一個極其凋敝的局面。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一篇專欄，在歐洲以及中東的一些地區，十五歲到二十四歲的青年人當中，超過四分之一是處於失業狀態，歐洲情況最嚴重的西班牙以及中東的埃及，這樣年紀年輕人失業的比率，更超過了一半。現今全世界有七千五百萬年輕人失業，有一億五千萬年輕人接受低薪的工作。

但是在這個大量年輕人失業的局面中，許多公司卻大嘆找不到合適堪用的人才，根據一個人力僱用服務公司的調查資料，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公司找不所需的合適人才，這樣缺才問題由特殊的工程專才，到一般行政管理，不一而足。

造成這樣問題的癥結，在於教育體系與企業體系的不同思維，彼此認知的差異，造成了人才難堪適用的困境，兩個體系需求的不搭調，正是問題所在。

《經濟學人》的專欄認為，解決之道在改進技職教育，仿效世界技職教育成功典範的德國。德國技職教育制度的成功，不但因為他們有良好的技職與一般教育分流體制，更有完善的技職証照制度，德國的這種技職教育証照，與一般教育的學位制度，在社會上享有同等的地位和價值，這也正是德國工藝技術聞名於世的根本道理。

但是其他許多國家的社會一般觀念中，技術職業教育和一般大學教育相較，地位似乎還是差了一截。譬如東亞的韓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韓國難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他的大學就學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

因此在前幾年，韓國進行了技職教育大改革，展現出高瞻遠矚的視野。韓國的技職教育改革，創造出一些「師匠」學校，這種學校正是模仿德國的技職教育體系，希望替韓國培育出真正扎實可用的專技人才。

韓國技職教育改革的例子，使我們回想起技職教育體系改制的問題，前些年將工專等技職專校大量升格為科技大學，正是某種文憑觀念下的作為。近年聽到越來越多的聲音，都是質疑當年技職教育體系升格的作為。

現在常聽到檢討這些升格科技大學的意見，就是因為科技大學體系走向強調非實作的發展，許多傳授知識的老師著重的是理論探索，不能帶來技職教育的實質效果，一些學生也抱怨沒有實質的收穫。

近幾年來，已有一些企業專技體系的代表人物，出面檢討這些脫離實務的技職教育，譬如台灣餐旅界典範人物嚴長壽先生對於技職教育的批評，正反映了對於當前技職教育著重理論化，忽視甚至輕視實際經驗承傳所造成的問題。

學院教育的走向理論化，是近世的一個普遍現象，原因無他，主要源自於學院體制的發展，學術體系的培訓方式，本身就是逐漸脫離了實作的經驗傳授，如此代代相承，流於理論空談，自是難免。

學院訓練在這樣一種理論走向大趨勢之中，為了維持堪與實作表現相抗衡的價值，乃逐漸發展出一種發表評鑑制度，此一制度的逐漸形式化，甚至空洞化，因而遭致越來越多的批評，也就不可避免了。上個月召開的科技會議當中，對於學術評鑑的許多批評，以及一些企業界人士與學界人士看法的相左，正是最晚近的事例。

這在最近的一些事例中，也看到一些令人擔憂的倡議。譬如大力增加研究的經費，甚至提出要達到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有許多的例子可以証明，增加研究的經費，與研究成果的是不是成功，沒有必然的關係，許多企業界甚至都認為，由政府所主導或支持的研究，先天註定就是低效率的。

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那就是對日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只有八年時間，卻是近代教育歷史上，在各個領域培育出最多傑出人才的教育典範，看看當年西南聯大的處境，是一個經費困窘，僻處隔絕的局面。今天許多對於學術研究成效的討論中，最喜歡提出的一個是經費，一是國際化，試問在這兩方面，西南聯大有什麼條件？而西南聯大的成就，正好就顯現出當前這種說法的陳腔濫調了。

當然，跟隨著經費與國際化的論調，下一個就是何時產生我們的諾貝爾獎得主。諾貝爾獎固然是舉世公認的一個學術殊榮，但畢竟也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產物，難免人類社會的文化偏好（或者偏見），在諾貝爾獎頒獎的歷史中，雖說大多名副其實，但也有諸多遺珠之憾，造成過許多紛爭，甚至引致法律的訴訟。

學術文化的創作，最重要的是對於文化承傳的深刻影響，爭逐經費的擴增，汲汲於諾貝爾獎的獲得，都會是捨本逐末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