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這個近代世紀，科學家毫無疑問是有著一個正面的形象，尤其在我們的文化裡，由於對於科學特別的仰望，把科學視為理性進步的象徵，科學家也就更加具有一個十分崇高的地位。

如果以英國大科學哲學家懷海徳（A. Whitehead)的話來看，在人類的自然宇宙哲學歷史中，近代科學的思維，事實上是一個晚近新起的特例，科學雖說是由歐洲萌生，但是在歐洲古典人文以及宗教思維的傳統中，真正受到重視，是相當晚近的事情。

許多人認為牛頓的發表《自然宇宙的數學原理》，標誌著近代科學的一個起始原點，牛頓因此被認為是近代科學的奠基者。許多科學歷史研究卻也指出，牛頓在數百萬言的巨著中，雖說推演出了他不世天才的數學原理，足以描述行星的引力運動，但是在他的推理中，宗教信仰的邏輯歸因，依然是他的最高關注，因為他被認為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仰者，死後才得以入葬英國有宗教正統地位的西敏寺。

科學在英國受重視的時間的十分晚近，有跡可尋，科學教育的逐漸進入英國精英學院，時間相當的晚，譬如1850年代劍橋大學才開了一門自然科學的課程，而且科學教育仍然被污名化為職業訓練，認為是有一些低層次的活動，科學的課程，尤其是應用科學，當時教育界和產業界都認為是比較劣等的學科，甚至是到了1840年代，才出現「scientist」的這個英文字，來稱呼過去所謂的「物質世界的研究者」。

科學家在我們的文化氛圍中的處遇，與科學在我們文化中的地位卓然，可說一脈相承。近代科學帶來的思想與實作方法革命，造成歐洲產業革命的生產力解放，到了十八世紀末，蕞爾小國的英國，倚恃科學而來的船堅炮利，殖民世界，雖已成就其日不落國的先聲，但是英皇喬治三世派出的特使馬嘎爾尼，卻在覲見大清皇帝乾隆時，屈辱而回，但是這個屈辱並未持久，不到半個世紀，鴉片一戰，清廷戰敗，從此屈辱紛至沓來。

清末以降受到歐美國家屈辱的一個影響，乃是我人文化對於科學的全面崇仰，這個過程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達到一個高潮，提出「賽先生」以「救亡」是一個明顯的表徵，在我們的文化社會環境中，科學家當然就成為思想啟蒙的不二代表人物。這種科學家的自我期許，在 1923年發生的「科學與玄學的辯論」中，表現得最為清楚，地質學家丁文江把梁啟超和張君邁等人稱作「玄學鬼」，就是一個最具體的事例，事實上梁啟超和張君邁對於科學本質的了解，可說更勝於只認知到科學是講究「證據」的丁文江。

科學家在世界上地位的顯著提升，與二次大戰有密切的關係。二次大戰靠著科學研究發展出原子彈武器的力量，最後決定了戰爭勝負和歷史進程，這給予各個國家十分深刻的印象，戰後乃有以國家社會資源來支持科學研究的作為，這在二戰之前是不能想像的事情，因為之前只有極少數的科學家能得到社會有限資源的支持，二戰之後形勢丕變，也可以說開始了社會豢養科學家的時代。
社會資源支持科學研究，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數也就快速增加，我認識的美國已故眾議院科學委員會主席布朗（George Brown Jr.) ，曾經在他的一篇文章上談到這個問題。他說，「二戰之後美國擁有博士學位科學家的增加，超過全國人口成長的速度。基礎科學群體的擴展，基本上是研究經費增加的一種市場效應。」

從事科學研究人數的增加，帶來科學知識的蓬勃發表，但也不可避免的造成許多問題，當代的大物理學家楊振寧曾經說，如果重新來過，他寧願做一個數學家，而不要做一個理論物理學家，因為數學研究的工作只要邏輯合理，總是會有意義的，但是理論物理的工作，如果沒有物理現象與之對應，後來也就煙消雲散了。

這牽涉到的是科學家的訓練與科學知識價值的問題。連楊振寧這樣的一流大科學家，都不能保證他做的工作一定是有價值的，更不要說一般被「訓練」而成為科學研究的人了。但是由於有一個國家經費支援的運作機制，而且幾十年來已是積重難返的局面，莫說是許多有了研究職位的科學家，也面對著科學成果發表和知識評價的問題，目前更大的問題，是許多年輕人完成科學研究的訓練之後，卻找不到一個長久的職位，只能在一個博士後的狀態下蹉跎時光，近年美國在這方面就出現嚴重的問題，台灣也有訓練過多博士生的議論，造成一種人力資源的虛擲和浪費。

如果就一個深層文化思維的層面來看，一個社會在文化上對於科學的認定，決定了做科學研究的人對於自己角色的認定，也影響了科學在社會文化中帶來的意義。由我們的文化傳統來看，由於長久以來對於科學有著的是一種制式崇仰看法，有時影響一些從事科學研究者，將自己視為一種文化標誌意義的代表，甚至認定受過科學的訓練，就是「理性客觀」的化身，這樣的對於科學知識形成本質的單一認定，不但不利於科學文化在社會中的融合交流，對於從事科學創造工作的人，帶來不利的影響，就產生一個真正有原創性的科學知識來說，也常造成一種源於文化的負面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