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科學研究的一個氛圍，乃是儘量爭取研究經費的增加，這個趨勢由二戰後國家支持科學研究以降，可說愈演愈烈，甚至塑造出一種競爭的態勢，各個國家甚至會比較科學研究經費佔國家生產毛額的百分比，而且似乎有一種信念，認為這種百分比越高，就越能夠得到好的成績。

這種想法也有它受到支持的事實根據，因為過去有一段時期，確實一些國家因為投資科學研究經費的增加，得到良好的科學發展成果，但那其中其實有十分複雜的社會歷史因素。近年以來，由於經濟不景氣的衝擊，許多研究經費受到擠壓，甚至縮減，對於投入科學研究經費多少能帶來的影響，也開始有更多的探究。

科學研究經費的增加，除了從事科學研究的需要之外，也受到一個科學研究結構機制的影響，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研究者，由於必須得到他所在研究機構或者大學的相關行政支持，因此必須支付相當數量的資源管理費用，這個趨勢也日盛一日地增加，形成一種尾大不掉的共生關係。

前不久在英國《自然雜誌》上刊登了一篇專文，討論的就是科學研究除了研究經費之外，還需要支付額外管理費用的問題。這篇文章透露出在美國的情況，可說令人吃驚，美國支持生物醫學研究的國家衛生院，去年用於生物醫學研究的費用是兩百二十五億美元，其中居然有五十七億美元是用來支付這些管理費用，占了大約四分之一。

這篇文章特別以美國史丹福大學為例，說去年史丹福大學由國家衛生院得到三億五千八百萬的生物醫學研究經費，其中三分之一是管理費用，在美國制度，各個學校可以和聯邦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的單位洽商，來決定這個管理經費的比例，從最低的百分之二十，最高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五，史丹福大學的大約百分之五十，是居中的數目。

但是這些研究經費之外管理費用的使用，難免浮濫，二十年前美國聯邦政府的稽核單位發現，史丹福大學將科學研究管理經費，用於泊在舊金山灣一艘二十二公尺遊艇的折舊費用，另外也有用於校長住宅的裝潢之上。

美國知名的史丹福大學的例子，當然只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個中問題的更甚其事，可想而知。但是在一個科學研究的大帽子之下，社會似乎比較能夠諒解，因為畢竟這些科學研究，好像是可以裨益社會的，更不要說生物醫學研究，更被認為直接有益於醫學的進步，也就攸關著社會大眾的生存健康。

探討科學研究的究竟好處，本來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科學研究受到公共資源支助，半個多世紀一路走來，其中人數和投入經費不斷增加，可說已是一個積重難返的情況，對於其社會負責，當然有許多反省，也嘗試做一些評核的努力，但是無論如何，當今的科學研究社群已然在社會中自成格局，有其內在的運作機制，因此也只能夠在既有情況中，追求最合理的運作方式。

目前國際科學研究的一個評核機制，乃是論文發表的標準作業，以及發表論文受到同儕注意的比例，前者大體是由一個同行評比的制度來把關，後者則是近年來常受到討論的所謂科學論文引用指數（SCI）。

這兩個評核標準之中，同行評比近來便日益引起批評，原因是評審人本身的水準視野，已不可能盡善盡美，加上受到投入時間心力的限制，對於一些蓄意造假或欺騙的研究結果，並不能甄別舉發，近年由於論文發表網路管道的使用，更發生許多作者推薦虛構評審人的弊案，前不久還引發台灣學術界的大風波。

在同樣的一種氛圍之中，所謂科學論文引用指數的評斷標準，也就只是聊備一格，近來引起的更多貲議，並不令人意外，因此近年有強調所謂科學研究的「社會衝擊」以及生物醫學的「轉譯研究」，希望更能增加科學研究的正當化。

由於目前的科學研究社群，已經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走向，因此許多科學研究領域社群，特別要強調國際化的重要性，這種情形不只如過去往例的，是科學後進尋求與科學先進地區合作的國際化，目前許多所謂科學先進地區，由於經濟條件的衰退，經費不足，也越來越願意與過去被認為是科學後進地區科學家的合作，形成一種雙向「有利可圖」的國際化。

其實科學先進與後進，是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模式呢？也就是說，人類面對某一個物理或是生命的現象，是不是只有一條單線的探究路途，這當然牽涉到價值和意義的問題。

今天許多所謂過去科學先進地區經濟的衰頹，固然原因甚多，非僅科學一端，卻也可以看出，過去將他們的成功簡單地歸因於科學先進的想法，也難免流於片面。而人類科學技術的社會效益，事實上與背後的文化與歷史條件，息息相關，斷不是一個截然客觀標準所能夠道盡。

因此作為一個過去被認為是科學後進地方的科學研究策略，應該避免盲目地追求一種虛榮的國際化，以搭上幾個國際計畫而沾沾自喜，事實上許多目標引人的大科學計畫，也是長久以來整個科學社群，積重難返發展的一個結果，並沒有絕對的必然價值。

更重要的是，科學研究和所有的創造性活動一樣，最重要的是帶來文化創造的活力，而一個出自有文化根本的創造工作，才可能真正帶來有益於自身社會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