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四日是「五四運動」的九十五周年，多年來除了少數學術文化上對「五四運動」的討論，社會一般對這一個近代歷史上的運動，並沒有太多的關注，也沒有深究它的意義。

表面上看起來，「五四運動」就是一場由學生開始，引至全中國響應的愛國運動，但是在那一場運動背後，有著一個更長久的歷史因素。這個歷史因素的真正關鍵的導火線，是十九世紀歐洲開始向外的殖民擴張，歐洲這個人類文明中比較晚近的文明，之所以有能力向外侵擾擴張，其所依恃之力量，主要是來自近代科學的發展。

也正因為這個道理，當年「五四運動」提出的兩個口號，其中之一就是「科學」。其實自清末以降，有識之士便已深知，吾人之所以受歐西國家之欺凌屈辱，主要是力不如人，而西人力量之源，便是由近代科學引致的技術發展，雖說「夷技蠻方」，卻是「船堅炮利」，甲午一戰，喪權辱國的表象背後，是對自己文化信心的全然喪失。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時，歐洲諸國的社會氛圍，事實上對科學是一個悲觀的看法，原因是歐洲自近代科學發展以降，由於社會經濟力量解放，在非洲、拉美以迄亞洲的殖民擴張，無往不利，於是生出一種對於自己文化的驕傲，認為這是一種真神信仰帶來「理性」的勝利，未料一次大戰，生靈塗炭，在歐洲便造成一千萬人的死亡，究其原因，其能造成如此巨大殺傷能力，即科學之力也。

因此，一戰後的歐洲，瀰漫的是對於科學客觀主義的批判和拒斥，在哲學思維方面，如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直觀主義，胡賽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對於科學的批判，都是代表，文學著作方面，著名作家雷馬克(Erich Remarque)自傳式小說《西線無戰事》所描述的戰爭虛無，德國著名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撰寫的鉅作《西方的沒落》，也直指科學是西方文化中的負面因素。

「五四運動」的發生，卻源自於一個完全相反的社會心緒，五四之時雖民國肇造，新局再起，但內有軍閥勢力之爭，外有殖民割據之侮，國家之地位，有更甚於殖民地的次殖民地處境，可謂國之不國，因此以「科學」來「救亡」，乃成為舉國一致的信念。

科學並非吾人文化產物，其脫胎於歐西基督教文明，如深入探究近代科學與基督宗教依違相生的歷史過程，便可以知道，科學的那一套思維方法，並非憑空而來，與其背後文化之淵源和思維喻借，可說既深且遠。然而如果看吾人的學習科學，無非一個全盤接收的仰望態度，既沒有思辨質疑，也沒有內化轉換，所謂「科學」的文化「啟蒙」，無非一個「科學就是啟蒙」的信念。

如果要談「科學對文化啟蒙」所需要的思辨質疑，那麼勉強可以算得上的是民國十二年那一場「科學與玄學辯論」，然而光看辯論的名稱，吾人對於近代科學的一種全面瑜揚，便一目了然。在吾人的文化中，「科學」此一借自日本的新詞，就是進步理性的代名詞，而在「玄學」的一方，代表者如梁啟超和張君邁，俱皆當代典範人物，然而由字面觀之，其意不問可知，兩者的高下，也不辯自明。今日回看那場「科學與玄學辯論」，只因地質學先行人物丁文江一句「玄學鬼」，便把一代大儒梁啟超和民國思想先行者張君邁定了性，在那個年代裏習得西方地質學問的丁文江，他的目空一切，光看那一句「拿証據來！」，便思過半矣。                                                                                                                                                                                           

相對來看，如果回顧十九世紀歐洲的科學與文化辯論，無論是阿諾德(Mathew Arnold)和赫湑黎(T. H. Huxley)的科學與文化之辯，特別是柯立芝(S. T. Colerige)和邊沁(J Bentham)的辯論，更被冠上一個浪漫主義和功利主義之辯的名稱，而被認定為功利主義一邊的科學，在近代科學啟蒙之地的英國，長久面對的是強大古典人文傳統的挑戰和壓制，絕對不是一個獨霸一方君臨天下的典範思維。

九十五年來，吾人社會國家之變貌，百歲銳於千載，成就不可謂不巨，就學習科學引進技術而言，亦步亦趨也站得時代浪頭，然而「五四運動」所引致的科學信仰緒緒，可說既深且遠，至今未去，在面對自然宇宙思維的文化啟蒙方面，竟付闕如，影響所及，便造出了許多明顯可見的社會困境。

以對科學証據的盲信來說，丁文江當年振振有辭說的「拿出証據來」，正是一例。事實上所謂的「科學證據」，不過是「簡近因果」「線性趨同」思維的產物，困境甚多，近年科學領域也已多有反思。然吾人文化受歷史因素影響，向來視科學為圭臬，造成科學在社會上的一種教條意識，對科學也產生過甚其實的一種冀望。

由「五四運動」而來，學習西方「科學」與「民主制度」的思維，無疑有正面之功，然而對於歐西文化的全盤認同，不思文化啟蒙的內在深意，造成的便是當下吾人思想文化界滿口「拿來主義」的論述，更甚者則是對自我文化的貶抑，以西洋標準為唯一尺規，如此造成的一種文化思想虛無，甚或悲觀心態，才是面對「五四運動」以來那個未完成的「啟蒙」，真正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