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核四公投的社會熱門議論，各種意見紛陳。某天的報紙上出現了一則新聞，內容是核四電廠廠長王伯輝談論核電廠的安全問題，那則消息雖然是在報紙的一個顯著的版面刊出，版位卻不突出，也沒有引起許多討論和注意。

　　在這段紛爭的時間裏，正好看到一本新書的書評，新書寫的是美國一位頂尖的理論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 Dyson）。戴森是與大科學家楊振寧惺惺相惜的科學同儕，曾與他見面談話幾次，可算是熟稔的人物。

　　出生在英國的戴森，由於數學早慧，十七歲就進了劍橋大學，被認為是當時英國最有潛力的數學家。他原本是反戰信徒，二次大戰的現實，使他意識到反戰理想主義的困境，他進英國空軍做了兩年研究工作的經歷，給他帶來一定的影響。

　　戰後戴森改變方向，對理論物理發生興趣。兩年后他轉到美國，在康乃爾大學師從大科學家貝特(Hans Bethe) ，一九五○年代，他與當時公認最聰明的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Feynman) 和史溫格(Julian Schwinger) 同儕從學。一九六五年費曼和史溫格因量子電動力學的理論工作獲得諾貝爾獎，當時得獎的第三人是日本的物理學家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 。一般公認，戴森在當時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整化問題，貢獻卓著，絕對應該共獲一九六五年的諾貝爾獎。

　　戴森從未為錯失諾貝爾獎感到遺憾，說自己從沒有諾貝爾獎渴求症的困惑。有人認為，戴森在科學上名未稱於世的主要原因，是他總喜歡脫離熱門的主流領域，獨闢蹊徑。戴森總是以一九三八英國科學家布列格(William Bragg) 主持劍橋卡文迪希實驗室的發展，來說自己的逆流行徑。卡文迪希實驗室是英國素有傳統的原子核物理實驗重鎮，布列格在三○年代末不沿襲舊制，另闢新域，才有後來卡文迪希在分子生物和電波天文學大放異彩的局面。

　　其實戴森在學術封建體系中的異數經歷，還不止此，他沒有博士學位，卻在一九五一年就成為康乃爾大學的物理教授，後幾年又轉到世界最出名的學術象牙塔，也就是在愛因斯坦優游晚年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那個樹蔭深處的學術庭園中，一耽逾一甲子，迄今樂在其中。

　　戴森的受到美國社會尊崇，不是以他的學術冠冕，傲然於社會之上，他右手做科學，左手寫文化，成為美國科學文化的一個傳奇典範。他許多文字優美的通俗著作，從社會文化談到太空和技術，影響深遠，在紐約著名的《紐約書評雜誌》，經常可以看到他見解深刻，文字流暢的文章。

　　但是他不只不自囿於學術天地，更不媚俗於社會潮流。對於近十年來舉世眾口鑠金，引為大患的全球暖化，他獨持異議，從電腦模型的根本常識謬誤，直指甚囂塵上種種預測結果的虛妄，他從來不是科學教條主義者，認為在科學範疇之外的超感官經驗，也值得重視。

　　戴森在美國能獨樹一幟，悠遊於學術社會之間，並不是美國沒有一個相對封建的的學術體系，更主要反映的是美國社會對於識和知的一種評價，重視的是一個人見識在其社會行事的表現，而不是書本中的蛋頭知識。

　　如果回頭看王伯輝的新聞。在那則新聞當中，王伯輝除了說明他對於核四電廠安全的看法，還有一段是特別強調，他自己是出生台灣南部的本土人士，絕對不會做出危害臺灣的行為。王伯輝在臺灣電力公司那個素有傳統的供電機構工作，能夠膺選擔任核四電廠的廠長，對於核能電廠運作管理，自然有相當長久而豐富的經驗，對於核能電廠的安全，也一定有相當的見識，但是他以核四電廠廠長身分的發言，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還要聲明自己的出生背景，難道不讓人覺得痛心嗎？

　　這件事顯現出的，是我們社會文化裏，對於經驗知識認知的淺薄，而由學術體系到政府用人制度，莫不只強調一個表面的資格或學位，更是推波助瀾的幫手。再看我們身處的時代大環境，依然有延續近一百多年西學東漸時代的遺病，許多的知識話語，莫不以援引外來知識為權威依附，全然沒有「橘逾淮為枳」的認識。

　　近代著名的大教育家，南開大學的創辦人張伯苓，有一段「南開大學發展方案」的文字，「以往之大學，大半『洋貨』也。學制來自西洋，教授多數係西洋留學生，教科書非洋文原本即英文譯本，最優者亦不過參合數洋文書而編輯之土造洋貨。大學學術西洋歷史和西洋社會為背景，全校精神幾以解決西洋問題為目標。以社會科學論之，此中弊端，可不言而知。」

　　「社會科學，根本必以其具體社會為背景，無所謂古今中外通用之原則。倘以純粹洋貨的社會科學為中國大學之教材，無心求學者，徒奉行故事，湊積學分，圖畢業而已。」

　　「有心求學者，則往往為抽象的主義和原則所迷，置中國之歷史與社會於不顧。自然科學稍異，然亦不能謂洋貨均能適用，更不宜謂中國應永久仰給於洋貨。」

　　張伯苓的文字，今日讀來，似仍未為過時之論。近時核四公投的諸般議論，王伯輝新聞，以及更早的吳寶春申請研究所事件，見微知著，都是吾人文化中依然未去知識殖民主義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