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曾經在本欄寫過談戴森(Freeman Dyson)的文章。我介紹戴森是一個早慧的天才，很早就有英國最具潛力數學家的令譽。他原本是反戰主義者的戴森，二次大戰德國佔領法國之後，意識到這種立場的困境，因此進入英國空軍做了兩年研究工作。戰後他進入劍橋大學，對理論物理深感興趣，並很快成為劍橋大學的研究成員，後來他到美國入康乃爾大學，成為教席一員，後幾年受聘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爾後一直悠遊於那個聘有愛因斯坦等學術天才，隱身普林斯頓鄉間林野裡的學術黌宮，至今五十多年。
　　在理論物理方面，戴森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在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重要工作，一般認為他與一九六五年因此方面研究獲得諾貝爾獎的費曼、史溫格以及朝永正一郎，有同等重要的貢獻，戴森從不以為意，說自己沒有受到諾貝爾獎渴求症的困惑。他後來甚至離開當時熱門的粒子物理領域，轉到固態物理領域，也做出自旋波的重要工作。
　　戴森在當今世界的學術界，可以說是一個異數，他沒有太多學術獎項的桂冠，也沒有博士學位，但是在大師凋零、商風俗熾的美國社會，卻可以說是碩果僅存幾個望重士林又社會景從的碩彥。
　　戴森之所以對美國社會帶來真正貢獻，是因為他不拘泥於學術體制的規範，致力追求真正文化的創造，因此他一方面身處在大科學家費米所形容，有如「中古修道院」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而且一待超過半個世紀，但是卻經常投身參與外界事物，尤其是寫了許多叫好叫座的書籍，討論廣泛文化相關問題。目前戴森雖已年逾九旬，依然經常在美國極有影響力的《紐約書評雜誌》，撰寫一篇又一篇的深刻文章，給人類的近代思想文化，帶來啟發。
　　我曾經和戴森有幾次往還。一九九七年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我頭一次和戴森訪談，為的是討論科學的前景問題，那一回便領略到戴森為人的坦率真摯，思維的深刻透裏。在物理學界，戴森和大科學家楊振寧惺惺相惜，傳為美談，一九九九年楊振寧的退休儀式，戴森應邀作了晚宴演講《楊振寧－一個保守的革命者》，那時我正在美國寫楊振寧傳，得幸親聆演講，也領略他優美文采和深邃思維贏得舉座欽仰的盛況。
　　在創刊發行超過五十年，目前雙週出版的《紐約書評雜誌》，經常有戴森的文章，文章雖然多是一本書的評論，但是戴森的書評卻沒有一次沒有深刻的論點。
　　前不久，戴森才寫了一篇書評，針對著一本名為《聰穎耀眼的犯錯者》(Brilliant Blunders)的書，這本書討論了五位在科學歷史上犯錯的赫赫有名大科學家：達爾文、湯姆生(William Thomson，喀爾文爵士），鮑林(Linus Pauling) 、霍伊爾(Fred Hoyle) 和愛因斯坦。
　　達爾文的解釋生命演化，用了遺傳變異的天擇理論，但是他相信的混種變異理論，卻造成不可能產生新的變異。創定絕對溫度的喀爾文爵士，用他所發現的熱和能量定律，推估出來地球的年齡，卻錯誤的短了五十倍。發現蛋白質結構的鮑林，提出的DNA結構卻是錯誤的。英國著名天文學家霍伊爾發現地球重元素對於孕生生命的關鍵，但是他卻提出一個穩定狀態宇宙論，完全不接受後來科學上認定的大爆炸理論。公認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物理學家的愛因斯坦，他的廣義相對論原來還有一個暗能量理論，但是後來卻錯誤地放棄了。
　　戴森認為，這些例子都以不同的方式，顯現出錯誤概念或有助於，或者無助於找到科學真理，但無論如何卻是不可避免的。他說科學和人類其他的作為，如企業、政治、戰爭和婚姻一樣，都是有風險的，越是聰穎過人的，風險就越大。
　　他分析比較五個不同錯誤的例子，也自述他自己在物理科學上作出錯誤概念的經驗，他的結論是，科學家都不可避免的會是一個犯錯的失敗者，而就像參加運動比賽，最大的喜悅是要做一個好的失敗者。
　　他文章的結論是，偉大的科學家都是最好的失敗者，這也是科學家喜歡科學作為的原因之一。他引用愛因斯坦的話，上帝是複雜的，但並不邪路。戴森說，自然永不失敗，而且它的遊戲規則很公平。
　　戴森的另外一篇書評更令人讚嘆，那是談論一本書《在邊緣的物理》(Physics on the Fringe)，那本書是談論一些不在學術體系內的自然哲學思想家，他認為這些不喜歡物理學過度數學化的思想家，雖然就科學的觀點來說，在某些方面也許是謬誤的，但是戴森卻將這些自然哲學思想家，與科學歷史上也犯過錯誤，卻赫赫有名的喀爾文爵士，英國著名物理學家艾丁頓(Arthur Eddington) ，以及一個出版一本與科學概念相悖暢銷書，與他熟識的博學鄰居，等量齊觀。
　　戴森寫道，他為什麼如此珍視這些與科學看法不同的人，原因是科學在人類的能力裏，只是很小的一部份，我們獲得在宇宙中處境的知識，不只來自科學，同樣也來自歷史、藝術和文學。
　　戴森總結說，科學是觀察加上想像力交互創造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