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各國，莫不關注GDP，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並據以作為衡量國家經濟的發展指標，但是隨著人類生存形勢的改變，這個近七十年前開始設定的指標，已經愈來愈不能顯現經濟發展的真正意義。

　　GDP這個指標是在一九四四年聯合國的貨幣金融會議中正式設定，以作為衡量各國經濟發展濟發展成效的依據，由於這個會議開會地點是在美國康乃狄克州的布雷頓森林，因此會議的協定後來就稱之為「布雷頓森林協定」。

　　「布雷頓森林協定」運作伊始，當時世界面臨的方甫才去的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隨後又有二次大戰，是一個百廢待舉之局，那時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促進經濟的發展，此一經濟擴張發展之路至今近七十年，人類經濟發展面對的情勢已迥不相同，GDP這個指標也已經不能精確呈現一個國家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真正福祉。

　　GDP指標的問題，在於它所衡量的是國家經濟生產、分配與支出的總合市場價值，卻無法考量到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環境影響以及其所造成的財富分配失衡問題，也就是說這樣型式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兼顧社會的整體利益。

　　GDP指標的問題十分明顯，因為它著眼的是市場價值，消費支出的增加就是經濟成長的指標，因此造成了許多不符合真實景況的指標意義，舉例來說，如果一個社會為了應對犯罪動亂增加或者面臨天然災害損害，勢必要投入許多的額外支出，但是這些開支在GDP的衡量標準之中，不但不是社會資源的耗損，反倒會是一個支出增加的正向發展指標。

　　因此現在有人提出一種稱之為「真實進步指標」的新衡量標準，把經濟活動的社會成本、環境影響以及對個人福祉的影響都列入考慮，類似的這種指標也各有不同的著重方向，但是主要是更注重經濟發展中，個人對於生活情況滿意的感受，這些年來曾經廣泛受關注，在不丹王國所採用的「國民幸福指數」，正是一個具代表性的例子。

　　七十年前召開會議倡議設定GDP指標的聯合國，目前也預定在二○一五年宣布一個新的「永續發展目標」，希望能繼二○○○年「千禧年發展目標」所設定的消除赤貧、普及教育、性別平等以及環境永續目標，有更進一步的關照面向。

　　GDP的經濟發展指標之所以能夠遂行，事實上是拜二次戰後國家社會對於科學技術的大力投資和擴張，以及一個市場消費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作為基礎，人類世界確實據此而造就出歷史上一個經濟發展空前繁盛的局面。

　　但是二戰後半個多世紀經濟擴張的發展，也老早就碰到了它的困境，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冷戰之後成為捷克首任總統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一九九二年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一篇報告，那篇報告的題目是「近代紀元的終結」（The End of Modern Era）。

　　哈維爾在這篇廣受矚目的報告中指出，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的終結，事實上是人類歷史上一個主要紀元的終結，這一個紀元是由西方文藝復興起始，經歷啟蒙主義、實証主義到科學主義，由工業革命到資訊革命的發展所建立，這是一個推理認知思維快速進展的現代紀元。

　　哈維爾認為，這個近代紀元的特質，就是人類認為可以依靠推理認知思維，客觀描述我們身處的自然宇宙，建構出有限的宇宙定律，並據以來獲取能攫取自然資源的一個絕對宇宙真理。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種思維的極端模式，也就是希望以一個假想的科學真理，將人類所有的生活置於一種模式之中。哈維爾說，共產主義的終結，代表著推理思維尋求客觀真理的近代紀元的終結。

　　哈維爾在這一篇後來再三受到討論的「近代紀元的終結」文章中，特別指出這種客觀推理思維所產生的近代科技，造就出人類歷史上頭一個科技文明，但這個科技文明也造成自然資源的耗竭，以及社會文化多方面的危機。哈維爾提出警告，認為人類不可以把這些科技文明的致命後果，視之為只是一些技術的瑕疵，靠科技就可以解決。

　　哈維爾的呼籲得到許多有識之士的回應，譬如曾經在美國卡特總統時代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就在他的著作《失控》中提出，西方的消費經濟體系，提倡一種「放任富裕」（permissive cornucopia）的生活態度，布里辛斯基認為，這種生活態度對於整個西方的文化價值，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其實所謂「放任富裕」生活態度，背後正隱藏著客觀推理科學思維的身影，原因是近代科學的核心價值，除了推理認識思考，更重要的是「客觀實証」，但是這種由人所設定的「客觀實証」，無一不建基於一個「簡近因果」的架構，簡單講就是「立竿見影」，這種「即求其效」思維，正是當下市場消費經濟體系產生「放任富裕」的根源所在。

　　當然在世界的主流經濟發展的體系中，GDP指標思維依然深入人心，各國也莫不繼續追求GDP的增長，但到二○○八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迄今整個世界面對的，依然是過去依恃高新柯技帶來經濟生產力過度擴張所留下的困境。

　　在質疑GDP指標背後的深層意義，其實更有著對於客觀推理思維近代科學的再評價，這也正是近代科學文化反思的主軸。前不久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第六屆世界科學論壇，也特別提出要重新評估科學對於社會帶來效益的深層價值。

　　很顯然的，在當前這個後GDP的時代裏，一個後科學時代已隱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