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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做科学

德國大物理學家玻恩一次希望好友愛因斯坦幫忙,推薦一位傑出俄國物理學家得到研究資助,愛因斯坦的回信說,「只要有一次閃失,我推薦了一個二流的物理學家,就會喪失我所有的影響力,再也不能幫助任何人了。」

愛因斯坦寫信的二次戰前,科學研究得到社會支持資源很少。二次戰後,情勢丕變,原因無他,二戰中科學研究成果的原子彈和雷達,發揮了巨大力量,戰後各國莫不卯足全力投資科學研究,此一趨勢近70年,至今未衰。

如果以愛因斯坦的標準來看,如今在做科學研究的,不要說二流,恐怕20流的也在其中,這些工作的貢獻影響不計,但科學研究的表象和意義,卻已迥然不同。

科學研究表象的變異,上個禮拜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專題揭露了一些。《經濟學人》在《科學是如何走錯了路》的專題中指出,1個著名基因研究公司的專家,曾探究53項發表的指標性癌症研究,發現其中只有6項的實驗結果可以再現,另一全球知名大藥廠的研究也發現,67篇有類似重要性的科學研究結果,只有四分之一可以複製成功。

文章引述一個頂尖計算機科學家的憂慮,因為他領域中75%的研究論文都沒有什麼價值,更令人吃驚的是,在過去10年中,8萬名病人進行臨床試驗所根據的研究論文,因為錯誤或有瑕疵,後來論文都被撤銷。

長久以來,科學之所以成功,主要來自它「實證的可以複製」,如今這個正字標記的出現問題,其實正是因著二戰之後,科學受到過多資源支持,吸引了過多研究者廁身其中,激烈的競爭與愈益嚴峻的評鑑制度,如《經濟學人》的專題所說,不但不能帶來良好的品質控制,反倒造就出一個爭名逐利的機制,爭取研究教職是原因之一,名聲和獎項也有推波助瀾之效,科學研究早已是標準的俗世行當。

然而科學研究中人,沉浸於科學往日美好形象,多仍有科學研究造福人類的崇高理想,對科學研究的心態,依然是資源愈多,成果就愈好的正向思考。

事實上回顧過去100年,公認20世紀物理科學最輝煌成就的量子力學,卻是產生在沒有國家社會大力支持科學的一個年代,而一般認定科學研究成功,需要自由開放環境的說法,如果面對前蘇聯物理科學的輝煌成就,可說也言不成理。

回顧我們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其所創造的近代學術教育歷史佳績,卻是成就於一個資源困頓,幾無國際交流的環境之中,再看前蘇聯科學輝煌時代的論文,大多是用俄文發表,近年日本連續得到諾貝爾獎的科學工作,也多係日本科學體制不那麼國際化年代,在日本國內完成,無一不顯出當前流行科學研究的仰賴資源與國際化,只是陳腔濫調。

科學研究體制走到今天,可說「積重難返」,難以回頭,其中的重重問題,除了最近《經濟學人》的提出質疑,科學專業期刊如《自然》雜誌,其實已經討論了多年。

別人怎麼做,並不必然就是我們應該或可以學習的榜樣。因著歷史背景淵源,我們其實沒有歐西社會對於科學的懷疑土壤,自「五四」以降,我們有的是一個迷於科學萬能的心態,歷久彌堅,至今未去。

科學研究在二戰後之所以得到眾多資源,一言蔽之,有利可圖也。然而現今的科學研究以及發表體系,雖不能說千瘡百孔,但由實證思維到具體運作,確已是問題深重。

國家社會資源的投入研究,除二戰以降功利回饋的著眼,研究對於文化思想的創造啟蒙,也是關鍵。我們現下爭逐論文數目,滿足排名指標的思維,不但造成了社會資源錯置,尤其面對近代科學「簡近線性」思維的困境日蹙,一味跟風逐潮,除無法建立起自有標準的學術承傳,錯失了我人文化「整體觀照」的真正創造力量,恐怕才是最可嘆息的。(作者為科學文化工作者)

本文載於10月29日《中國時報》,題目改為《遭質疑的科學研究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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