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譯」一辭，近年在科學研究領域蔚為風行，「轉譯研究」源起自美國，特別是在醫學研究領域，「轉譯醫學」正是當令潮流，所謂「轉譯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就是希望將醫學研究的成果，轉為臨床治療上的實際應用。

「轉譯醫學」的大行其道，原因無他，主要因為美國近年醫學研究的經費快速增加，但是研究成果似未能帶來明顯可見的速效，面對社會壓力，不得不作此因應。

但是在這種「轉移醫學」的壓力之下，成就的不一定是更多真實效果，常時只造就出許多統計數字的表象，明顯看到的現象，就是許多研究成果的言之鑿鑿，但數年甚或數十年後，也還只是一紙報告，對於這種現象的討論很多，有以科學的不可預測性釋之，可說莫衷一是。

如果專就「轉譯研究」而言，則難免讓人看出其中的盲點所在，亦即如何能以人所設定環境的實驗結果，應用於生理(或宇宙)真實情境，此中挑戰恐怕有著更深也更根本的道理。

「轉譯研究」的風行，大約是國家社會大力支持研究經費，難以避免的一種必然效應，談到這種追究研究投資的回收，就應該回溯近代國家社會支持科學研究的源頭。

三年以前，有人回顧一九四五年二次戰終之時，一篇可以說是後來國家社會支持科學研究濫觴的文章，那篇文章是二戰主持美國政府軍事研究一位電機工程師布希(Vannevar Bush)所寫的《科學：無止境的疆界》(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布希在文章中說，戰時的需要，鼓勵了科學研究的成功，造就出許多科學研發的傑出成果(二戰最顯著的是原子彈和雷達)，但是戰時科學研究的必須祕密進行，卻妨害了科學知識快速交流，也妨害了更大成果的獲得，布希因此主張，應該以更大的自由研究，來追求科學的無止境疆界。

布希文章發表五年之後，美國成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專門編列經費支持科學研究，之後世界各國紛紛效行，甚至創造出更多支持專門科學研究目標的經費提供機構，譬如支持醫學研究的美國國家衛生院即是一例。

六十多年前布希的那篇文章，之所以能得到社會支持，成就於當時的一個時代背景。其實二戰以前，美國就有以國家資源支持研究的倡議，譬如一九二○年代，美國農業部就曾提出支持農業研究，來提升農業的產能，但是當時美國農業面臨的問題，是產能太高造成農產品價格的下跌，此等倡議的不合時宜，自難得到青睞。到二戰結束之際，原子彈和雷達的影響，加上盤尼西林問世造成的明顯印象，使社會看到科學研究帶來的直接裨益，因此才有了支持的氣氛。

當時布希的倡議，另外還有一個成功的道理，那就是對社會的宣傳方式。之前許多支持國家社會投入科學研究的論調，多以「純粹研究」(Pure Research)一詞強調研究可帶來的社會裨益，布希在文章中則使用了「基本研究」(Basic Research)一詞，這個有先天隱諱性的名詞，解決了原先宣稱科學研究純粹追求知識，又可以帶來社會進步的一種語意矛盾。

二次戰後，以社會資源支持科學研究的趨勢，沛然而起，以美國來看，一九四○年代到一九六○年代，美國政府的研發經費，每年成長都超過百分之十，到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美國醫學研究在社會需求的壓力之下，大幅增加研究經費，而「轉譯醫學研究」正是在這種經費大增，社會需求孔急的氣氛中，所創造出來的一個語意隱諱的新名詞。

其實科學研究自二戰以終走到今日，其經費運作機制、人力膨脹乃至組織擴大，無非是當年那個「無窮盡疆界」思維的延續，而「無窮盡疆界」的不可能複製，有許多因素，從科學知識本身的發展，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乃至社會需求的變化以及文化思想的嬗變，都是因素，如果一個逕的想以增加經費來追求更多的成果，恐怕會是一個強其所不能，緣木求魚之舉。

如果看近年的醫學研究，「轉譯研究」確實需求甚殷，然究其成果，則益見出其中的許多問題，譬如以一某種既定的生理或基因機制實驗，冀圖發展藥物或臨床治療作為，每多出現嚴重瑕疵，甚至有未蒙其利先致其弊的後果，在藥物發展規範和檢核方面，更出現許多問題，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近年的報告，對於新藥研發的檢討，也可見出一二。

轉譯問題其實不獨存於醫學研究，就是其他科學領域，亦有類似現象，以去歲喧騰一時的希格斯粒子的物理科學大發現，雖說在統計效應和唯象印證方面，確有合乎取樣認定標準之處，然其在整體宇宙現象認知方面，則光看大科學家楊振寧或諾貝爾獎得主魏特曼(Martinus Veltma)等對此發現之評價，便可知此一物理研究之「轉譯」，亦行止有限。

近代科學之成效，本在於其實徵致用之明效，然近世科學之趨於微觀末節，致生出許多難以驗明之結果，「轉譯」本來正是為矯正此一問題而起。然而今日科學研究體制的尾大不掉，經費與知識結果的盤根錯結，都使此一矯正機制流於既成規範，昧於視野，今年美國歐洲的刪減研究經費，不知是不是認清了個中困境，不得不然之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