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爆出學術研究的發票報帳問題，由於事涉一些大學教授的操守問題，甚至受到司法訴訟，引起社會矚目。一時之間有許多意見和討論，有些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報帳制度，也有對學術人士操守有所批評，討論著眼點多在發票，對於研究雖有些著墨，但看法似乎籠統其事。

以社會資源大幅支持學術研究，有其歷史淵源，與近代科學可說是關係密切。如果回顧一百年前，研究要得到社會資源的大力支持，其實是很稀奇的事。

在一位俄國科學家寫的《量子世代》一書中，有個故事最足以說明當時的景況。書中談到對量子力學發展有舉足貢獻，出生德國的物理學家波恩(Max Born)一次寫信給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希望愛因斯坦能以他的影響力，幫助一個波恩認為十分優秀，卻缺乏經費的俄國物理學家。

愛因斯坦在給波恩的回信上說，「我只要一次有所閃失，推薦了一個二流的物理學家，就會喪失我所有的影響力，以後再也不能幫助任何人了。」愛因斯坦在信中還說，他很痛苦的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就好像是一個馬販子，在那裏對他的牲口挑斤論兩。

但是回顧科學發展的歷史，公認是二十世紀物理科學最輝煌革命貢獻的量子力學，卻正是在那個支持經費有限，參與研究人數不多的情況中產生的。國家社會大舉投入經費的支持科學研究，其實是二次大戰之後的事。

科學拜二戰中原子彈和雷達等科學技術發展之賜，戰後得到國家社會資源的大力支持，迄今趨勢未歇，甚至面對當前經濟的不景氣，也還有加碼研究的聲音。在這樣一個大趨勢當中，當然造成投入研究人力的爆增，如果以愛因斯坦的標準來看，這樣增加的人才，莫說是二流，恐怕二十流的研究者都在其中。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認識了一位美國眾議員布朗(George Brown Jr.)，曾經在台灣與華府的國會山莊和他見面談話。這位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唸物理出身的政治人物，曾經是美國眾議院科學委員會的主席，是美國國會中科學社群的代表人物。但是布朗眾議員令我佩服，因為他沒有與一般認為民主政治的「分贓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沆瀣一氣，反倒在九○年代發聲，嚴詞批評美國科學家無止境饜求經費，漠視社會其他需求的自私本位。

他在著名學術期刊《科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二次戰後美國支持科學研究經費的爆增，演成科學社群主流力量宰制，以及國家受到軍事和商業因素驅動的局面。布朗說，二次大戰以來，美國擁有博士學位科學家的增加，超過全國人口成長的速度，基礎科學群體的擴展，基本上是科學經費增加的一種市場反應。也就是說，並不是美國一下子增加了這麼多一流頭腦的創造人才，這些人才只不過是經費增加所造就出來的。

二次戰後迄今六十多年，國家社會支持研究已蔚為風氣，人力經費的增加，造就出一片蓬勃景象，這樣的投資成果不可謂不豐，但是問題亦愈益嚴重。簡單來說，所謂研究的創造才分，正如愛因斯坦所說，本來十分罕見，現在以大規模的辦法，訓練出許多「足以」做研究的人才，其實不用深究，便知其中的困難所在。

當今科學或學術人才的訓練，無非是一個按步就班的養成過程，而其研究的成果，便是一篇篇的學術論文，或者技術專利，這些成果固然亦有其效益，造成了一些社會衝擊，但是深入了解，便可以知道其中的重重問題。

以論文而論，美國最有代表地位的學術期刊《科學》，就曾經發表專文指出，大約有百分之七十的科學論文，從來沒有被其他研究者引用，做過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的著名數學家葛瑞費斯(Philip Griffith)說，如果再扣除一些自我引用，恐怕百分之九十的科學論文都沒有他人引用。當然這些對科學學術進展影響不大的論文，未必全然沒有價值，在學術社群的發展和運作中，也有其一定的代表意義。

目前擔任美國歐巴馬政府能源部長的諾貝爾獎得主朱棣文，數年前也曾經說過，「我們需要解決問題的辦法，讓我大膽的說，我們不再需要科學論文。」確是一語中的。

經過這些討論，我們回頭來看看近期爆發的「發票與研究」風波。一點不錯，目前的這種研究報帳制度，確實並不合理，因為整個制度檢視的是一個虛枉的表象，追求的也是一個表面的結果。其實受過良好訓練的學術人才，有心進行研究工作，國家社會給予一定的資源鼓勵，可說是一樁良善美事，應該當作是一種無償的投資。其實真正頂尖的創造才分，斷不是經費和訓練求得來的，設定諸般規範苦苦相逼，所得不過是些表面文章，還徒然惹出如今的許多弊端罷了。

在日前的討論中有認為，這些學術人物在歐美環境中，都沒有做出越軌的行為，如何會在台灣做出不軌行為？這種由行為到思想，處處以歐美為典範，正是吾人學術體系的標準思維，長時的東施效顰，發為如此之論調，自不足怪。

另外還有說法，認為以當今研究的報帳制度，恐怕愛因斯坦都會出問題，此言恐怕誤認了現今研究的真實價值。如果去問問愛因斯坦，他恐怕會說，也許不做研究還好些吧。專注作育教化，著力基本功課，應是學術人物之本務，研究的高人一等，恐多是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