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般提起做科學研究，大概很少人會懷疑這件事的價值，想的總是可以獲得真實知識，了解宇宙與生命的現象，帶來許多對我們有用的知識。一點也不錯，今日我們所進行的近代科學，正是根據著如此的一種思想模式，也正是因著近代科學的簡近因果和實徵致用之效，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力量，近代科學研究也就坐穩了它當代顯學地位，而做科學研究當然也就成為無由置喙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思顧，大概很容易可以看出，近代科學的一套思維，固然有其立竿見影之效，但是到底這樣能帶來即刻速效的辦法，是不是一定就使我們得到了更多好處，也愈來愈引起許多的討論。

由一個大的趨勢來看，近代科學的全面樂觀時代已經過去，那種認定科學帶來的都是進步的思維，一般認為在二次戰後達到高峰，那段發展承續了二十世紀初期的一些科學思想革命，更因為是承續了科學力量在二次大戰中所引致的一些巨大致用效應。

其實如果由科學發展歷史來看，在近代科學引致歐陸國家有力量向外擴張殖民，到後來因利益紛爭引發衝突，演成造成巨大生靈塗炭的一次大戰，引起對科學看法的批判與悲觀，這些看法呼應近代科學在歐陸發展以來，一直沒有間斷的來自古典人文傳統質疑，衍生出許多對立於科學思維的哲學思想，簡要言之，有直觀主義的強調人與客觀世界的主觀司思悟，現象主義則質疑所謂人類對於客觀現象的認知能力以及客觀現象的真實性。

歐洲的這個傳統不絕如縷，到近年有高升之勢，究其原因無他，乃因為近代科學造就的這個近代紀元，已經出現了令人類難以承續的巨大困境。

如果談晚近的現象，我們看到英國具有代表地位的科學期刊《自然》雜誌，不久前才以專題文章，討論如何評斷科學研究的到底價值，也討論了當前已呈制式的科學研究體系發展的諸多問題。綜觀那個專題的主要議論，不外討論科學研究成果帶來的社會影響，如何是利弊互見的的雙面刃，而對建基於科學帶來進步思維所發展出來的當今科研體系，也深入檢討目前體系設計出來的一些鼓勵措施，是如何的錯失方向，導致社會資源的虛擲，專題更明白探討當今學術體系的內在機制，是如何在先天上便存在著沒有效率的特質。

在這樣一個大趨勢發展之中，我們自己學術文化發展，不但在科學質疑傳統方面闕如，近年則因著與國際聯絡和交往的嫻熟，在國際科學後合作上的迭有進展，整體學術氛圍是一種成績亮麗的熱烈表象，一般學術體系的運作，則在愈益嚴整的學術客觀評鑑規範之下，以論文發表的數量與質量的進步，汲汲於國際上的表現，同時也與近年大量投入科研經費，確實顯現成效的聲音相呼應。

事實上，近年我們學術發展的主流看法，不但主張要積極以更多經費，達成更多論文發表成績的效果，更常提出因為學術研究人員待遇的不高，強調人才流失的警訊，因此近來職司科研單位更提出大手筆經費的計畫，期能延攬更多優秀研究人才，造成科研成果的更進一步，而其衡量指標，主要就是學術論文產出的所謂「客觀」數據了。

近世的學術研究體系，日益趨向一種自是其是的發展，已引起世界許多國家的討論，這些研究之中當然有許多實質有用的工作，但確也有過多為研究找題目，倒果為因的形式作為。曾經得到諾貝爾物理獎，目前是歐巴馬政府能源部長的朱棣文所說過的，「我們要的是真正有用的解決問題辦法，讓我大膽的說，我們不再需要更多的科學論文。」可說是對此一情況最具代表性的深刻反思。

面對我們既有傳統的文化思維，既成規範的科研體系，以及相沿成習的是學門師承，要如何能走出一個新局，顯然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大問題。但是當前我們學術體系因為看到一些人才出走而感受危機，以及希望以更多經費爭取人才來解決問題的思維，顯然並沒有真正觸及問題的核心。

也許用個人經歷的一個小故事來做一討論。二○○四年因為探討科學與文化關聯問題，在國外好幾個地方訪問。那回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院見到了法蘭西學院的院士雅尼夫（Moshe Yaniv），那一次的會面是約在一天早上的十一點鐘，我想十一點的見面應該是以中午為一個界限，時間不會太長，因此是由在巴黎一對夫婦朋友送去，而且他們就在外頭的車子裏等我。

我與雅尼夫見面，先請教他法蘭西學院院士的社會責任，他告知法蘭西學院院士要向社會提出一些報告的社會義務，當然我們也就談起科學與文化關係的一些問題。我便將近年對於近代科學與文化，特別是近代科學與我人文化思維和哲學的基本差異性，向雅尼夫作了一些說明。雅尼夫立時覺得其中頗有新意，表示極大的興趣，並馬上問起我是否能與其共進午餐，當然因為我的朋友還在外面等候而無法答應。

這一段個人經驗給我的啟示是，我們面對宇宙生命思維的研究，如果在思維中未能真實面向我們的文化傳統，祇是以努力趨近一個所謂的「國際標準」為目標，那我們的珠諸般努力，造就的就只會是一個看似指標愈益亮麗，卻與自身文化日益疏離且空洞的學術成果，長遠可能造成的社會文化問題，應該才是當前我們學術研究最為嚴峻的危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