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才健先生主講：科學知識的真實和侷限

壹：客觀科學是不是一個迷思？

 我在十多年前讀了一本 Whitehead（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的一本書《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他在1925 年於哈佛大學做了一個演講「Lowell Lecture」，台灣現有傅佩容教授的譯本。書中有一章叫做〈科學與近代世界〉，我覺得這個chapter 講到近代科學的發展非常有趣；書中有一段話給我一些經驗：「如果我們把歷史近代科學的思想革命看做是一次提倡理性的革命，那就完全搞錯了！事實正好相反，這是一次主義十足的反理性運動，這是對中世紀漫無節制的理性主義非常必要的糾正。這種反對的修正通常都走極端，因此它的效果是產生了近代科學，而近代科學也承襲了這個源流的偏執思想。」

我想這段話對我們來說大概都有一個疑惑：爲什他說是一次「反理性」的革命？我後來去找了一本翻譯較好的百科全書，當中用「唯理論」（rationalism）來解釋，認為知識乃獨立於感官經驗之外的哲學，與之相對的是「經驗論」。我們經常把科學跟理性、客觀等同起來，然而我認為在我們的文化裡面有一個語言或意念的錯認，把科學跟rationalism 等同起來，推展到一個『過度的情況』。所謂過度的情況是指，這些年來我們對於科學的看法，對於科學的信任，對於科學的評價之高，我認為甚至比科學產生的文化──整體而言在歐洲開始的科學革命──更有過之。

貳：實證的迷思和認知的困境

 現在常說近代科學有一個「實證精神」，我認為這個實證精神裡有一個很大的限制，其所謂的『證據』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因果關係比較接近，一個是範圍比較小；如果是非常複雜、遠的因果或是太大的boundary、邊界條件，近代科學則不能處理。例如關於特異功能的爭議，我認為當中最大的錯誤是不應該回到科學裡用科學的方法來解釋特異功能，因為這部分根本不在科學的範疇裡。科學的範疇乃非常地有其效果、成功的一面，然而這樣的結果必定是在該範疇之中實現。各位對於實證科學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因此我想這應該是大家都同意的──實證科學一定可以重複，可以創造同樣的結果；也就是說，無論是今天做、明天做，甲地做、乙地做，都是同樣的。現在我要來談實證科學的「實證」，其中的問題所在為何？

人們對於近代科學的看法以及實證是否過分地樂觀？這是我這些年來一直在想的問題。我認為可能在我們的文化裡面對於科學的崇尚的情況，比產生科學的母的環境──譬如歐洲、美國的文化──也許還要更高。所以後來我認為現代的實證科學不是我們原來所想的，是一個客觀理性的真理，它真正可以達到的效果應該只有兩種：一是能夠自圓其說(self consistency)，一是能夠運作有效(operation effective)。如果我們對於近代科學能抱持這樣的看法，很多爭議或是觀點也許是可以解決的。

 叄：科學家的信仰和科學界的盲目

 Neils Bohr、Feymann 等人都講過量子物理、量子力學的問題，許多唸物理的人都很清楚像Schrödinger（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Einstein (AlbertEinstein，1879-1955)對於量子物理的看法。

楊振寧先生曾在1961 年寫了一篇非常好的短文。當時他才三十九歲，他說過兩句話：

「人們沒有認識自己所做實驗的選擇性質，選擇是建立在概念上的，而這個概念也許是不合適的。」

「每個人創造力的生理侷限和社會侷限，可能比自然的局限性更為嚴重。」

意思是說，做實驗的時候我們想像有一個選擇，我想他在那個年代已經認知到，近代科學的實驗，由於我們的認知以及生理上的侷限，可能會產生問題。楊先生的聰明在於他沒有限制在這裡，雖然當時他對此有一些了解，但也知道當中有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如果不在物理學可以解決的範圍裡面繼續做，那麼後來的事業便無法成就了，他自己對此有一定了解。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安德森 (P.W.Anderson)對於化約實證的批判，他認為尤其對於高能物理覺得所謂的複雜及尺度的問題，並不能用現在實證化約的方法來認知這個宇宙。

這當中代表了在近代科學的主流領域之中，對於『什麼是一個成功的科學的知識』有不同的看法。

肆：科學知識在文化中的地位

 【一】我們為什麼特別崇拜科學

大家都知道，1959 年Charles Percy Snow 在英國演講談「兩種文化」，他所反映的是對於英國的教育體系裡，主流的人文傳統對於科學的挑戰。這件事距今還不到五十年，五十年前在近代科學萌芽之地的英國對於科學的挑戰是這麼地強烈。中國對於科學卻沒有這樣的挑戰，當然清朝的文人曾經反對過科學，後來因為戰爭打敗了才被迫開始接受近代的科學。

1. 科學與玄學的論戰

我們的文化裡，除了五四以後的四年有過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別無其他。科學派以丁文江、胡適為首，玄學派以梁啟超、張君勱為主。在這場文化的辯論中，科學完全站在主流的一方，傳統文化則站在負面的一方，可以看出當時的文化對於科學的崇尚是很高的。當時丁文江說張君勱、梁啟超這些人都是『玄學鬼』，認為他們並非是魏晉南北朝的玄學派，只是傳統的文化派。

這與英國的情形很不一樣，英國則稱做『浪漫主義與功利主義、人文與科學的論戰』。

我們對於科學的認知，並非像有些人認為我們是落後的，事實上是我們對於科學的崇拜性比起西方更為高漲。

2. 急於救亡而尚未解決的啟蒙問題

五四運動時期時提出了兩個口號──一是救亡，一是啟蒙。當時的情形當然需要救亡，用科學來救亡；今日在我們的文化裡若要用科學來救亡，我相信某些程度上是成功的。可是我覺得啟蒙的工夫還沒有做，因為這必須取經外來的、從另外一個文化而來的一套宇宙思維，置入我們的文化裡，然後重新思考其進來的意義為何。當時五四的啟蒙很快地產生辯論，也很快地過去，距今將近一百年（1019 年~2019 年）。我認為關於啟蒙的問題必須要重新思考一番。

【二】科普思維的虛枉

我對中國大陸是很失望的，他們對於科學的概念比台灣更有全面崇拜的態度，由一件小事便可看得出來：中國大陸是全世界唯一訂了《科學普及法》的國家，用法律來界定科學必須普及。我一直不喜歡「科學普及」這樣的詞語，因為科學普及有一個價值的概念，即『科學是好的，所以一定要普及到讓每個人都懂。』我覺得科學是一套文化，可是不應該是唯一，所以不同的文化對於這一套思維應該要挑戰，特別是我們的文化。

1. 科學苗圃孕育自文化土壤

多年來一直到最近，如果去讀許多大科學家的回憶錄，特別對於宇宙的思索，我認為他們最後的思維皆回到其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我在寫《楊振寧傳》時曾與楊先生辯論過，他有一些看法與我不同，但有些是他也同意我的一些想法，對於真正的科學創造，人不可能去迴避自身的文化傳統甚至宗教信仰。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都必須接受近代科學是從Christian culture──也就是基督教文化──所產生的這套思維；當中有很多的選擇，它的model、甚至是對宇宙的看法，仍然是受到文化的影響。

從科學的中文化、到科學教科書的中文化、到如何做科普教育，為什麼有時候大家認為科學在我們的文化裡無法生根？我自己做了二十二年的科學報導，最大的挫折感是在報紙上寫的東西，常有人告訴我說:「你寫得很好。我看不懂，但我知道你寫得很好。」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有點得意，但現在我會覺得這是失敗的，而且在我們的文化裡面對於科學沒有一個真實感。

2. 科學的感受性附著於文化脈絡之上

我記得 1994 年中研院物理所王唯工教授和李嗣涔教授在《科學月刊》寫了一系列的文章。有一回王唯工教授寫了一篇氣功經脈絡的文章，李嗣涔教授則寫了手指識字──即所謂的「ESP」──的問題。《科學月刊》在1970年代銷售量曾達到一萬份，後來的狀況則十分慘澹，但該期卻銷售一空，並且有讀者打電話來索取。

我記得當時高涌泉教授與牟中原教授起來反對，認為《科學月刊》是一份科學的刊物，王、李兩位教授所發表的部分絕對不在科學的範疇之內所以反對；然而並沒有太多人附議這項發言，在下一期中二位皆發表文章表達對此事的看法，並且表示欲退出《科學月刊》社。

有人解釋這個社會對於這樣不科學的東西如此感興趣是很糟糕的，代表我們的社會不夠科學化、沒有受到科學的影響，可是我的解讀是：因為這些在我們的文化裡是有感覺的東西。就好比說外國語的洋人在台灣或大陸學中文，居住多年後開始唱平劇，有人學習梅派，有人學習張派，唱得唯妙唯肖，但我們不必聽也知道他們唱的永遠是第二流的水準，因為他們對這項文化完全沒有感覺。

我最極端的感覺是：如果我們對於科學不從文化的角度出發，不會產生真實的感受。這部分我承認也許在數學方面會好一點，可是只要牽涉到最後的、final 意義，尤其是生命科學，當中一定要考慮到文化的問題，因為我們對事情不夠瞭解。

3. 科學的創造力

我認為科學帶給社會、文化的重要衝擊是「創造力」，而真正的創造力必須是對一件事物非常熟悉；就好比我們在說英文，無論如何無法說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如果要出神入化則不能透過翻譯，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已然變成第二流的東西。比方我現在說中國話，即便任意地說也知道一定對，因為知道大家都懂，可是對於說英文則沒有相同的把握，我必須問：這個文法是什麼意思？是過去式還是現在式？只要有這樣的想法，所產出的便是第二流的，不會是最高級的創作。我認為在科學的領域亦有同樣的問題。這是我最極端的想法，也許太過了些，可是在某個程度上我支持這樣的看法。

另外要談林懷民的舞蹈，我常常用這個例子來解釋。當然藝術與科學不一樣。大家都知道林懷民的藝術──他的芭蕾舞、他的技巧、形式，都是近代西方的；然而他真正能夠讓人站立起來鼓掌，其素養的基礎是白蛇傳，是行草，是文化層面的東西。有人問：「科學可能這樣嗎？」當然不可能。可是上次我在物理所演講時，有人說：「你是在推動一個中國的物理學。」我回答說自己並沒有這個意思。可是在某些程度上，我們的文化，比如醫學對於holist 的看法，本來就比較強。為什麼何大一會去做雞尾酒療法？因為中醫本來就是走雞尾酒療法，所以他很自然就會去聯想到這部分（當然這可能是事後的）。我想表達的是，我認為在科學素養裡我們不應該迴避文化的層面，而應該去利用它。

為什麼我們的文化在面對科學時一方面是極端的教條主義，一方面對於真正的創作缺乏最高層次的創造？我認為這是跟文化有關係的，所以提出其中的一些問題。

【三】從宗教觀看近代科學

最近我很喜歡的一本書是達賴喇嘛所寫的《相對世界的美麗》。他不是科學人，他的長處是他對近代科學相當瞭解，是個相當聰明的人。他有兩位好朋友，其中一位是相當優秀的物理學家叫做Waisacker。書中有一段話十分有趣，達賴喇嘛對於自己的佛教觀點與科學觀點互相所形成的衝突並不認為是誰高誰低，可是他從佛教的觀點來說，認為近代科學有一些宇宙論的認知在佛教的因果論裡是不能被同意的。我不喜歡科學是最後唯一的 final，覺得達賴喇嘛這種態度是比較好的。大家都知道宇宙論的爭論比所得到的共識要來得多。這是我的最極端的想法，今天在這一個小型的討論場合裡，我願意把我最極端的想法說出來。

有時候我覺得基因科學是近代的實證化約論走到一個死巷裡去。毫無疑問地，基因科學的目的是要解決一些問題，但我只用一個常識來解釋這件事：現代基因科學所做的就好像我們要認識一隻豬，先將牠做成紅燒獅子頭，當然我們知道用紅燒獅子頭來研究一隻豬的確是有價值的，但是，第一，這是不是『唯一』的方式？第二，這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我覺得現在的生命科學例如gene therapy 的部分，非但不成功，反而是失敗的；像這樣一個高度複雜的體系，用這種線性的思維是很危險的。

我從小在台灣長大，也信奉過二十年的天主教。在唸大學的時候無意間看了一本佛教的書，後來發現佛教對於人生的因果律比基督教要高明很多。

近代科學其背後的宇宙思維就像我剛剛所說的，受到某一些宗教思維的影響。這是可以辯論的。如果去看很多大科學家的回憶錄，發現他們不可能不受到自身文化的影響，當然這些文化也連帶著他的宗教、他的信仰，事實上當中包含著說不清楚的關係。

最後我要說一件事，基督教 Christian culture 的宇宙觀跟佛教比起來，其層次的高低，我會認為從Christian culture 產生的這一套近代科學絕不可能是非常了不起的思維；雖然這套思維非常成功，如同愛因斯坦所說它是珍貴的，但跟真實比起來，仍是很原始、幼稚。因此我覺得這後面有一個寬廣的可能，而且這不是西方、歐美跟中國的confrontation，而是complementary相輔相成的。好比我們看一個杯子，以往一直是從一個方向看，現在則應該發揚從另一個方向觀察，繼而變成更全面的一個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