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是不是絕對客觀或合理，並不影響其成就一個強勢的創造文化，而它的巨大的致用效果，也並不截然來自它更接近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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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走到今天這個局面，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面象：一方面是繁複抽象、精準嚴謹，另一方面則是深奧難喻、疏離冷僻。這是出自兩方面不同人群的反應，前一方面主要來自科學家族群，他們的反應也帶著一種高傲的自信；後一方面則相當普遍的存在於一般人眾之中，他們有的帶著些自卑，為自己無法領略人類如此高貴的知識體系而傷懷，但是更大多數是冷淡以對的。

人類社會中一直存在對權威的迷信

這種觀察是我過去十九年科學報導工作的一點心得。在這段時間中，我有機會和世界上多位中外科學家談話往還，這其中至少有超過二十位是得到諾貝爾獎或和他們位列同一等級，在創生科學中極具代表性的大科學家。這些觀察使我得到一個印象，即就是科學家和一般人想像中的很不相同；一般總以為科學家從事科學工作，一定十分客觀，他們所做的工作亦十分客觀，關於這一點，我可以這麼說，我見到的科學家愈多，我就愈不相信這種說法。

和我有類似想法的，是一位曾在美國著名科普雜誌《科學美國人》任資深撰述的霍根(John Horgan)，他近年寫了一本書叫《科學的終結》(The End of Science)，在美國社會上引起很大的注意。我曾經將他的這本書拿給一些科學家看，結果發覺縱然是一般認為最為謙虛誠實的科學家，也難免不對這樣一本書擺出敵對態度。我覺得他們的反應很正常，證明他們是入，不是神，也不是半人半神的超人。

我想以這樣一個方式來展開這篇文章，應該是有益的。我們不必擺出一副溫良恭儉讓的模樣，讓我們大家都誠實的面對一個事實，其實我們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人生和歷史的進展本來就是人的自我中心的，這中間並沒有什麼價值高下的絕對準則，有的祇是人類社會中的一些迷思。人類社會中一直存在著對權威的迷信，以往這些權威曾經來自懂得符咒密語的大法師，今日則一部分來自懂得科學咒語的科學家。

有人也許要說，科學家是迷信巫師的現代版嗎？科學和迷信是等量齊觀的東西嗎？科學如此改變了人類的文明面貌，難道祇是一些符咒密語？

讓我們回到一種比較學術式的討論，因為這種形式是我們認為比較「理智」的「客觀」的，有了「理智」和「客觀」，我們就不好彼此互相謾罵，甚至動手互毆，衹能低聲咒罵，背後下手，動員門徒口誅筆伐，拉起學術大旗封殺邪說歪論。科學思維是西方文化的致命之癌首先也許可以討論的是，科學是不是客觀的這個問題。

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這一直引起著不同的辯論，也一直沒有一致的結論，不過這一套的科學方法論，雖然帶來很強大的致用效果，卻也一直招致到嚴厲的批判。這些批判在東西方學術界中皆有，中國反對近代科學思維的有梁漱溟、湯用彤、陳寅恪，在歐洲則有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湯恩比(Arn old Toynbee)和胡塞爾(Edmund Husserl)。梁漱溟是借用了西方科學實證主義的對手，也就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生命哲學理論。柏格森以為，認識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理智即科學的認識方法，一是直覺的即哲學的認識方法。理智能認識靜止的物質世界，但不能認識永無休止的「生命衝動」或「綿延」，「生命衝動」和「綿延」只能靠直覺來把握。柏格森這種非理性主義的認識論，一般稱之為「直覺主義」。

梁漱溟對科學的批判更徹底，他以為，「科學本身就含有害的生命觀、粗糙的功利主義和過渡的行動主義」。「如果對它不加以必要的節制，相反如同胡適、陳獨秀等人所主張的那樣把科學的作用無限放大，乃至用它的方法來指導和解決包括精神生活在內的一切宇宙人生問題，涵蓋文化的各個層面，那麼結果不僅會破壞人與自然的和諧，造成它們的緊張，自然對人征服，而人又成了自然的奴隸，甚而會使人放棄對生存意義和道德價值的追求，導致人性的喪失，本來富有情感的人，將變成一味追求物欲的動物。」

西哲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便大大批判科學思維是西方文化的致命之癌。歐洲現象學大師胡塞爾也批判科學，認為包括物理、天文、化學、地理、醫學、心理等等，都建立在兩個未經嚴格批判就加以接受的「預設」或「假定」之上，那就是：

（一）  自然科學家不批判地接納他們研究的對象外在世界或內在世界的「實有性」或「存在性」的看法，無疑假定研究對象的真實性。

（二）  (二)自然科學毫不究問的假定人類有認知外在世界的能力。

不過科學是不是絕對客觀或合理，並不影響其成就一個強勢的創造文化，而它的巨大致用效果，也並不截然來自它更接近了真理，而是因為它能有效控制並操弄物質的現象，進而為人類生活所用。

但是近代科學的強大致用力量造成的影響力，卻使得以實證哲學思維為主的科學主義，不僅成為自然科學範疇中的主流思維，甚至亦滲透到研究人類行為和價值體系的社會科學以及西方的人文學，且來勢凶猛，成為衝斷真偽，甚至裁定善惡的標準。

由科學發展歷史來看，近代科學雖其起源肇始於希臘的那一個傳統，但是事實上是脫離了希臘那個形而上、柏拉圖式的傳統思維，走向一個實證、致用之途而開始的。這個以實證主義思維為本的近代科學，在十八世紀造成工業革命，往後科學革命中更引發新科技革命。這些具有強大致用性的發展，更進一步強化了科學作為萬物諸事一個無限上綱指導原則的不移地位。

這些發展也強化了科學家的信心，他們大大宣揚科學的可重複驗證性，這也正樹立了它在應用上的可靠性。儘管這些重複驗證現象皆在控制條件下才得以成功；但是科學家並不理會那些在控制邊界條件之外的問題，因而信心堅定的宣稱，他們已掌握了宇宙和生命的真理，並一再重複牛頓寫給虎克信上所說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比旁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站在巨人肩上，看得更遠」，是不是就代表更接近對真理的瞭解呢？這個問題在科學哲學的研究中，一直是一個沒能拍板定案的問題。而就算是科學家本身，也有著相類似的懷疑。

物理知識體系有著許多爭論和危機

在二○、三○年創生革命性量子力學一代先驅物理學家中，丹麥哥本哈根學派的物理大師波爾(NeilsBohr)就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人說他可以思考量子物理而不感到疑感迷糊，那祇表示出他完全不懂得量子物理是怎麼一回事。」

波爾晚年更懷疑量子力學以測不準為中心思想的哥本哈根詮釋，他提出並協性(Comp1ementarity PrincipIe)的概念，並認為這種在西方來說全新的觀念，在中國古老陰陽思想中，卻早已得到最恰當的表述。

另外量子力學發展中提出有很大貢獻波動方程的薛汀格(Erwin Schrodinger)，也提出過有名的薛汀格的貓的例子，並以此表現在一個密閉盒子中貓的生死是一種或然率的量子力學解釋，是大不符合常識的認知，亦充分說明了他對量子力學中或然率不確定性的不安。

如果我們再檢討一下科學知識體系的發展，以二十世紀最具代表的物理為例，其知識體系的建構，就有著許多爭論和危機，這些問題有許多是來自科學社群的社會機制，譬如競爭、經費、主流路線等等。

關於物理知識發展趨近「真理」的發展方面，亦存有不少爭論。一九七七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安德森(PhilipW.Ander.son)，在世界凝態物理方面是一個代表人物。他曾在(科學)雜誌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增多是另有新義的)(More is Differ-ent)，對主導物理科學前驅發展的粒子物理提出批判。他宣稱「一種化約論的學說並不就是一種建構論的學說。」「具備將任何事物化約成為簡單基本定律的能力，並不就代表能夠靠這些基本定律去建構宇宙。」「事實上，粒子理學家告訴我們愈多基本定律的特性，他們和其他科學領域中真正要緊問題的相關也就愈少，和社會中真正要緊問題的關聯，則更加的少。建構論的學說在遇上尺度和複雜性的雙難局面時就說不通了。」

對於物理知識發展的前景，另外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亦曾提出過哲學的反省和警語。

他在一九六一年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百年校慶上，以(物理學的未來)為題發表演講，說二十世紀前六十年物理科學雖有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三大概念性革命，但是他以為由這三個概念性革命而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理論物理體系的發展，在二十世紀戰後物理發展中並未持續下來。

於是楊振寧提出了一些警語，其一是當時粒子物理研究由於必須貫穿四個不同層次的概念，因此在實驗要把概念建築在我們直接感受經驗上，使其具有認知意義就變得很困難。

另外他也以英國哲學家艾丁頓(A. S. Eddington)所舉的一個例子，說一個海洋生物學家以六吋的魚網網眼，經過長時間網魚研究，便得出一個定律，即所有魚都比六吋長。這個例子看似荒謬，但是在現代物理科學實驗設計的複雜性和間接性中，便會出現這種情況。楊振寧在當時演講中的評論是：「人們沒有認識自己所做實驗的選擇性質，選擇是建立在概念上的，而這個概念也許是不合適的。」

最後楊振寧亦指出物理學家日常工作中的信念，即認為人類智力是無限的，而自然現象的深度是有限的。但是他說，這種信念固然有益，或者健康，可以由其中獲致勇氣，但是相信自然現象深度有限的想法並不合邏輯，相信人類智力是無限的信念也是不正確的。楊振寧當時的結論是：「每個人創造力的生理局限性和社會局限性可能比自然的局限性更為嚴重。」

關於這一點，楊振寧的看法與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可說是不謀而合的。

科技發展已日益出現不協調畸型現象

除了楊振寧三十多年前預言性的評論，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I)四年多前也在瑞士「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了一場演講，演講的要旨稍後在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以(近代紀元的終結)(The End of Modern Era)為題，出現在(紐約時報)的言論版上。文章主旨宣稱過去建基於實證經驗論，人類理性創生科學知識而終可以掌握宇宙真理的近代紀元已經終結。

哈維爾所指的近代紀元是「由文藝復興起始，經由啟蒙主義到社會主義，由實證主義到懷疑主義，由工業革命到資訊革命，其特徵乃是理性認知思維的快速進展。」

他以為這個紀元是：「一個對失去人性客觀性崇拜的紀元，一個客觀知識大量累積並且技術性運用的紀元，一個相信可以由販售科學方法就會自然造成進步的紀元，是一個系統、制度、機械和統計性平均的紀元。這也是一個對實存世界建構意識形態，學說和詮釋的紀元，這個紀元的目標，是尋找世界的一個宇宙定律，那也正是一個解祕的宇宙之鑰」。

哈維爾文章中也指指出建基於這個近代紀元科學思維上的文明進展，已到了危機四伏之境。他舉出了人口爆炸、溫室效應、臭氣層破洞、貧富國家的鴻溝、饑荒的危機、地球生物和礦物資源的耗竭、商業電視文化的擴展、區域戰爭的威脅等問題，並認為對人類之威脅已不容輕忽。

哈維爾認為，儘管人類已充分認知到這些危機，但是原來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卻無法改變這些困境。他說：「我們面對了技術的致命後果，卻認定它們祇是一些技術上的瑕疵，只要經由技術就可以治療矯正。」哈維爾以為，這是全然不符合現實真相的想法。他認為，人對宇宙的態度必須大幅改變。必須放下過去那種傲慢的想法，認為世界祇是一個有待解答的謎，一具等著我們去發現的機器，一堆等著送入電腦的資訊，並以為電腦遲早會吐出宇宙奧祕的解答。

哈維爾強調個人對世界的真正感受，遠比這些統計數字，客觀定律來得要緊，他一語中的話語是：「我們必須更努力去瞭解而不衹是去解釋。」

哈維爾的啟示性的宣言，在世界引起了廣泛的重視。美國眾議院資深成員，過去曾擔任科學、太空和技術委員會(現已改為科學委員會)主席多年的布朗(George Brown Jr.)眾議員，就公開發表專文和演講，呼應哈維爾的觀點。

布朗眾議員由一個過去念物理出身，來自美國高科技最發達的洛杉磯地區，在國會中對科學發展的大力支持者，今日變成對美國科技發展有了許多意見的批評者，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根據他陸續發表的多次演講和許多文章，以及他和我的幾次談話，布朗議員的變化，毋寧是反映出科技發展在美國社會中已日益出現不協調畸型現象的具體表徵。

布朗眾議員一九九三年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以〈客觀性的危機科學在社會中角色的反省〉為題的報告中，特別強調哈維爾的觀點，認為必須重建人類其他形式的經驗，使之與科學知識等量齊觀。

布朗也提到他的觀點在科學界中所遭到強烈敵意和批評。其實布朗在演講中將科學、技術發展放在一個社會意義的思維上來看，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並不應具有高於一切的特權，不是自行自是的「不染塵」真理，他的觀點確實是多年經驗和深刻觀察反省後的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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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場年會的座談會上，布朗亦批評科學、技術專家本位地饜求經費的心態，認為這是不負責任而自私自利的行為。他特別指出，「在人類文化追求智慧的進展，是以真理、美和正義為最高的標的。在科學的追尋中，對於觀察世界的真理是單一的至高目標，美是追尋真理中偶發的副產品，而正義則認為是在科學考慮的範疇之外的。但是我們的哲人宣稱，沒有正義，人類的社會在爭奪生存資源時，將趨向於暴力衝突和自我毀滅。」

其實更早一年布朗也曾經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理性的科學，不理性的現實：對基礎研究和社會的一個國會觀點〉專文，就科學界對科學經費的爭奪，政治與科學相互影響提攜的實際生態，都有深刻論述。布朗指出，十九世紀以前，西方的基礎科學研究是少數人的專利。

他以為，二次戰後支持科學研究經費暴增，亦演成科學社群主流力量宰制和國家目的(軍事或商業因素)驅動的局面。

「自二次大戰以來，美國擁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的增加，超過全國人口成長的速度。基礎科學的群體的擴展，基本上是研究經費增加的一種市場反應。」布朗也以為，「對於科學客觀性，一種文化上的過度尊崇，會造成僵硬政治教條的效果，且必然是主觀而帶有價值判斷的。」他並且在文中引述美國艾森豪總統的話，「我們固然必須尊重科學研究和發現，但也千萬要警覺，公共政策成為科學菁英宰制所可能造成的等同危險。」

布朗的批評，一方面來自科學發展已然有獨斷的傾向，科學家的專技視野已經妨害他們看到科學知識發展和社會需要的合諧性。另一方面則是在科技應用方面，亦偏離其社會的公正性。他特別以美國醫療為例，指出實驗性昂貴的醫療受到青睞，真正可以嘉惠更多人的預防性醫療卻乏人問津。布朗因此將美國的「健康醫療」(Health Care)稱呼為「病態醫療」(Sickness Care)。布朗以為，這種問題亦出現於整個人類世界，造成南北國家貧富失衡的困境。

如果以今日世界的生存環境，來衡量近代科學和這一種思維發展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過去近代醫學抗生素發明造成對病菌的快速控制，加上利用自然能源和農業革命的成效，使得目前地球上可以維持空前的五十億以上人口，存活遠比上一個世紀長久的壽命。

但是同樣的是這種人口的數目，能源的耗竭和環境的破壞，卻也都已經出現了許多警訊。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一方面似乎在迎戰這些一危機，另一方面則因受到商業或軍事誘因的導引，走向難以預測的失控方向。美國卡特總統時代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三年前他的一本著作中，便對這些發展提出了諸多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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