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出生的吳健雄，今年五月滿一百歲。科學界裏的一些人知道，國際科學界為紀念居禮夫人得到諾貝爾化學獎的一百周年，特別將去年定為國際化學年。對於吳健雄有認識的人也知道，有人稱呼她為「中國的居禮夫人」。那麼在吳健雄一百歲的時候，應不應該來紀念她呢？

如果順著紀念居禮夫人相同的思維，那麼紀念吳健雄就會是自然而恰當的。以物理科學工作來看，吳健雄實驗工作的影響，不但十分深遠，她實驗設計上的深思和講究，也受到內行科學家的高度贊賞。吳健雄與居禮夫人身處不同時代，科學工作的內涵沒有比較的基準，但是如果以實驗科學的能力和成就來看，則吳健雄毫無疑問是不遑多讓的。

這些年來，在台灣時常聽到吳健雄的名字，大約多是年年暑期由吳健雄基金會舉辦的吳健雄科學營。參加這個科學營的，多是科學方面拔粹優秀的學生，科學營也會介紹吳健雄的生平成就，似乎以吳健雄作為模範，是這個科學營很自然的目的。

也許我們可以問一問，科學家如何會在我們的時代裏成為一個典範？其實科學和人類其他的文化創作，譬如文學藝術等很不一樣，那些文化藝術的創作，人們能夠很自然的欣賞其內涵，心生喜悅而欣然嚮往之。科學呢？一般來說，是玄奧專門而疏離的，人們之所以對科學展現出欣羨之心，主要來自科學所展現的力量，這種力量改變了文明的面貌，特別是改變了歐洲那個相對晚起的文明，使其倏然而起，科學家因而也就成為了新的時代英雄。

科學展現出力量的歷史上下起伏，悠長曲折，現在一般認為，二是世界大戰是科學地位最戲劇的一個轉捩點。因為在那之前，科學還只是科學圈子中間的文化活動，在那之後，科學成為國家社會的主流事務，各個國家以一定預算支持科學研究的發展，始自二戰之後，這個趨勢至今沒有偃息。

二次戰之後冷戰伊始，是科學全面樂觀的一個時代，經濟民生發展，軍事國力擴張，都與科學力量相輔相成，在戰後百廢待舉，人口快速增長的客觀條件配合之下，確實造就了一個空前繁盛的景象，人類擁有更大的財富，控制更多的資源，一時之間，似乎盡是一個無限光明的景象。

科學知識的實徵致用，確實發揮其立竿見影的效果，譬如抗生素的控制細菌感染，疫苗的形成免疫抗體，乃至核子分裂釋放的巨大能量，都使人類對於科學的驚人力量，有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在冷戰局面之下，國家軍事力量發展需求與科學的緊密牽扯，已多有論列，在那個氛圍之中，科學成為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動力，自然也就成為無由置喙的一種共識。

當然，在科學驅動全面發展的景況中，並不是沒有另類聲音，舉例來說，上世紀六○年代以降的環境運動就是一個開端，這個趨向的發展，近年則有所謂「地球暖化」的問題，這些思維固然有著對科學發展造成環境破壞的反省，但是其解決之途，卻依然不脫於科學的思維，所謂「綠色科技」雖然標榜了「綠色」，「科技」依然延續了傳統科學的思維，簡單來說，就是以人的需求為本，冀求達成即時有效的結果。

科學在現今市場經濟資本體系的發展中，似乎已成為不可逆轉的一種力量，人類只能在既成體系中，作局部的調整，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變動，既無由啟動，也難能承受。

但是如果看今日歐美發展國家的經濟景況，不禁也要問一句，到底這只是發展過速規範失序所造成的失衡狀態，還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嚴峻險況，對於這個問題，至今也並沒有一個清楚的定論。

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現今世界的外在現象，莫不是由一個科學思維所形成的改變力量所塑造，除非對於科學思維有新的反省，並不容易徹底解決諸般問題。在這背後的思維是，到底科學是不是人類面對外在環境的唯一出路，除了科學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面對外在環境的不同思想。

到了這裏，我們便可以回到最開始的那個「為什麼紀念吳健雄」的問題。一點不錯，吳健雄的成就，是在傳統科學思維下所達成的，她自己也並沒有對科學的哲學懷疑和挑戰，但是作為一個近代物理科學的典範人物，吳健雄確實表現了一種不同於西方文化中科學家的信念，那就是對於自己中國文化的一種信念，這是我以七年時間完成吳健雄傳記所深刻認識到的。

在我與吳健雄的許多訪談之中，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她的幾次談話，其中她談到中國和美國與她的關係。吳健雄是一九三六年離開上海，她在一九九七年病逝紐約，雖說六十多年主要在美國度過，但是卻沒有減損她對於自己文化的信心，她曾經說過，「美國有許多中國通，其實是一通也不通。」

另外就是她談起對她啟發最多的父親。她說父親雖然沒有到國外唸過書，但是思想比去過國外的人還新。她也說在國外這麼多年，看過這麼多人，卻覺得沒有幾個人比得上她的父親。

因此，紀念吳健雄除了紀念她科學上的了不起成就，更應該記念她對於自己文化的信心，而這樣一個對於我人文化的信心，正是面對當前這樣一個科學思維備受挑戰的時代裏，所最應該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