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底，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院的德國化學家哈恩（Otto Hahn）和合作者，發現他們的原子撞擊實驗發生奇特反應，哈恩將實驗結果寄給長期合作者麥特勒（Lise Meitner），麥特勒有猶太血統，為了逃避納粹迫害，已潛離德國到了瑞典。當時德國最優秀的女性物理學家麥特勒立即看出，此一反應結果意味著原子核已經分裂，一個原子核能的新時代，於焉開始。

原子分裂祕密發現之時，已是二次大戰初期，日本侵略中國引起的全面戰爭，在亞洲早已爆發，離德國的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也只有幾個月時間。原子核分裂的祕密，原本只流傳在物理學家的一個小圈子，對於此一分裂反應是否會連鎖發生，起初並沒有共識，是否應該對此事保密，也就引起爭論，這些爭論很快被居禮夫人的女兒和女婿給英國《自然》雜誌的一篇文章統一了，根據那篇文章，核分裂連鎖反應是可能的，這意味著這種原子核分裂反應，可以連續釋放出巨大能量，因此製造原子彈也是可能的。

二次大戰最戲劇性的發展，正是由原子核分裂的科學知識，引致後來美國「曼哈頓計畫」的成功造出原子彈，二次大戰也是在兩顆原子彈的轟炸日本之後結束。原子彈的巨大毀滅效果，全然改變了世界的情勢，也全然改變了科學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其中一個明顯的效果，乃是二次大戰之後，各個國家莫不投入大量的經費，支持科學研究。表面上看起來，這似乎是一種支持人類追求知識的舉措，但是這種行動的背後，卻是著眼於科學的巨大效用之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功利取向的。

科學威力在二次大戰中的展示，雖然是毀滅性的破壞力量，但是這種毀滅力量，還是有其積極性的應用，那就是用於核能發電。

一般都認為，一九四二年底，義大利大物理學家費米(Erico Fermi)領導一個實驗團隊，在芝加哥大學體育館地下室成功建立的頭一個核子反應堆，是人類穩定控制核分裂反應的肇始，核分裂反應的能量能夠用來發電，也是源於此種控制核分裂反應的科學知識。

如果拿近代科學在歐洲的發展歷史來看，雖然早期有基督宗教和古典傳統文化的制肘，但是由於科學給歐洲帶來了生產力的解放，也帶來向外殖民擴張的武力，因此科學在歐洲一路走來，是一個萌生大起的局面，也使歐洲社會有一種科學理性的樂觀氣氛。

簡單一點來說，一次大戰的爆發，正起因於科學給予歐洲列強向外擴張殖民的力量，而造成列強利益紛爭的結果。一戰死傷枕藉的慘烈結局，雖然在歐洲帶來對科學悲觀的負面看法，但是二十年後再起的二次世界大戰，卻又展示了科學如此巨大的力量，因此二戰之後的一段時間，瀰漫著的是對於科學帶來進步的樂觀信念。

二戰結束至今超過一甲子，科學在人類大力投資發展之下，確實有了驚人的進展，也確實大大改變了人類近代文明的面貌，在這些文明面貌之中，核能發電也許是一個最具有象徵性的代表，這種能量密度比燃煤高一百萬倍的核分裂能源，使人類利用相對很小的場所，就能提供巨大的能量。

去年三月在日本因海嘯引起的福島核電廠災害，並不是核能發電的頭一回意外事故，嚴格說起來，福島核災也不是核能電廠本身運作造成，但是核能發電這樣高能量密度的能源，其中隱含的大量具有殺傷性放射性物質，卻是核能災害一再引起社會恐懼的根源所在。放射性殺傷的恐懼，雖然主要來自核子武器的印象，但是核能發電卻無可避免的帶給社會同樣的印象，那就是不可預測的毀滅，以及人類內在不可名狀的恐懼。

這一回日本福島核電廠災害發生以前，由於近時以來全球狂熱關注的焦點，是所謂地球暖化的問題，而且把這個問題與二氧化碳作簡單的關聯，一時之間減少碳排放成為時髦的口號，在這樣一個氣氛之下，相對來說直接碳排放較少的核能發電，就成為較佳的首選，一種「核能再復興」的展望，似乎即將來到。

顯然的，核能發電乾淨、安全和可靠的形象，是相當脆弱的，經過一九七九年的美國三里島核電廠意外，一九八六年蘇聯徹諾比爾核電廠爆炸災害之後，日本這一回核災事件，可說雪上加霜，社會壓力所造成的安全考量影響建造成本，將使得核能電廠在能源選項的競爭方面，處於不利的地位，原本將核能視為一個會改變人類社會美好能源的夢想，似乎已經失敗了。

一點不錯，如同一些核能專家的看法，核能發電的風險相對來說並不很高，現代核電廠的設計，也有先天性的安全防護機制，他們甚至認為，社會一般的恐懼是誇大其事。但是，人類面對選擇的態度，一向是根據他們內在的喜惡，恐懼無論是不是建立在所謂完整的資訊之上，卻是最真實的感覺，核能電廠意外帶來的恐懼感，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氛圍，這種恐懼是真實而且廣泛的。

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人類面對科學的態度。近代科學的歷史，是在人類嘗到它不斷帶來好處中進展，核能正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而如今人類對核能的恐懼，超過了對於它帶來利益的想望。

科學知識對於人類的意義，其實從來是建立於其所帶來的利益取向。科學知識其實正是人類有限認知能力，以及人性真實感受交織而成的結果，它很有用，但也相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