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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人云语看科普

  16年前,我曾用〈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的題目,在《科學月刊》發表過一篇談論科普的文章,那篇文章透露出我對於科普以及科學與文化關係的一個看法。
  二次大戰之後,科學活動受到二戰中原子彈發展的影響,也受到冷戰對峙中科學與國家安全緊密關聯的衝擊,成為各個國家政治與社會層面的重要活動,此與二戰前科學在其萌起歐陸的地位,明顯不同,更迥異於一次大戰後歐洲文化思想界對於科學的一種悲觀氣氛。二戰結束時美國電機工程師布希(VannevarBush)發表的〈科學:無窮盡的疆界〉,代表著對於科學的一種樂觀看法,各個國家以政府預算支持科學研究的行政施為,於焉開始,至今超過半個世紀,科普活動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中逐漸開展的。
  由於科學研究得到政府預算支持,科普也成為向社會說明科學研究正當性的一個作為,只不過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面貌。60年前布希發表〈科學:無窮盡的疆界〉,其實並不是一路順遂。1920年代美國農業部就提出以科學研究增加農產之議,但是美國一直是農產過剩,增產不只沒有誘因還帶來麻煩,自是不受歡迎,後來因為有原子彈、雷達以及更早盤尼西林帶來社會利益的加持,更由於布希用了「基礎研究」一詞取代以往的「純粹研究」,解決了一般對於「純粹研究」如何帶來社會實利的困惑,但是說到頭,人們不應忘記,政府支持的科學研究,出發動機還是有利可圖。
  正視科學知識的本質與危機相對於歐美,我們文化中的科普活動,當然是另外一個面貌。先說「科普」這個名詞,「科普」顧名思義就是「科學普及」的意思,「科普」這個名詞最先出自中國大陸,共黨社會主義「唯物辯證」中已有科學主義思維,2002年中國通過《科學普及法》,科普活動自是沸沸揚揚。我們接受「科普」這個輸入的概念,則源自歷史因素,那就是「五四運動」以降對科學的一種瑜揚與崇仰,由於對科學帶來社會進步有如此無疑的認定,很快地我們便「科普」起來。
  我自己約40年前開始進入這方面的工作,那個時候沒有「科普」之詞,我們用的是科學報導。科學報導當然很好,但是老實說,心裡想的恐怕多少還是「科普」,有一種以先進科學知識啟迪民萌的教化思維,那正是「五四運動」以降的餘緒。
  我一直記得一個早期的經驗。那時我在《中國時報》上寫了一篇物理科學的報導,第二天一位報社的資深同事來向我致意,他說我寫得很好,不過他看不太懂。這位同事的言行看起來似乎有些嘲諷之意,但是我很了解他,知道他是真心的,他的話中其實有一種自責的味道,為自己居然不能領會如此美妙人類知識產物的科學,而感到懊惱。
  這件事使我有所警惕,想大概是自己的報導寫得不好。後來多年,我又寫了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這回是當時的總編輯來和我討論,他也說文章很好,只是一旦開始出現什麼粒子的時候,他就不知所云了,之後我與大學裡做生命科學研究的朋友談起此事,說他們常朗朗上口的「基因表現」,對於一般人來說,其實是不知所以的。
  後來由於我與世界最頂尖科學家,有許多深入接觸與對話,對於科學前驅進展的真實景象,有許多親歷的一手觀察認識,這些知識歷程使我對科學知識的本質與限制,有更深認識,這當然改變了我對科學的根本評價,同樣也影響我對於該如何做科學報導的看法。
  我想我們不必引用許多科學哲學家的看法,便可以知道科學知識的限度所在。毫無疑問的,科學知識及它的應用,大大改變了我們對於宇宙生命的認知,也改變了我們藉此來操控改變的力量,但是科學由某一個論點介入,闡釋所觀察的客觀世界,再以人所設定的辦法檢定其因果是非,都決定了科學的「簡近因果,實徵致用」有其致用之效,也有其認知之侷,科學在解決「受控條件的線性因果」問題,有傲人成就,但是人生世事真正深刻有意義的事,卻無一不是複雜多因的。
  1996年我在中央研究院舉行的一個科學史研討會上,提出了一篇論文〈科學之後?超越近代科學危機的再創造〉,反映出當時我對於科學的一種省思。為了擴大這篇論文的影響,兩年後在《聯合報》的「五四專輯」,我以〈迎接一個後科學時代的宇宙新思維〉為題,對此方面的概念再做引申,在這個時期,我接觸到許多對於科學與文化本質的探討,走訪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科學文化方面人物。那年年初我在《中國時報》寫了探討「近代科學的創造力與危機」系列報導,討論走過幾百年風光歷史的科學所面臨的挑戰。
  在這系列中,我曾與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Dyson)對談,他是在科學文化論述領域備受推崇的知識巨擘,此外值得一提,是與當時在ScientificAmerican的資深撰述霍根(JohnHorgan)的訪談。霍根在ScientificAmerican工作多年,寫出一篇篇叫好叫座的報導文章,也寫了許多鞭辟入裡的科學人物側寫,結果他工作10年,到頭來卻寫了一本名為《科學之終結》的書,對於科學的未來發展做出討論。
  霍根的書,是以科學界不同領域科學家的夫子自道,交織出一個科學面臨困局的面貌,當時那本書甚為轟動,引起正反意見的爭論。我想要特別說的是,像霍根或是我的工作,比較容易看到科學本身的問題,因為我們雖然接觸過許多科學家,但是我們同時很清楚認識到,科學家的群體無論如何膨脹,相對來說,終究是社會中的少數,外面社會有許多可能對科學畏懼疏離甚至懷有敵意的大眾,當今科學家常接觸的只有同行,甚至還是小領域的同行,又某種程度的受到二戰以來國家支持科學研究體制的保護,我的經驗,除了少數也許有特別視野的科學家,一般不容易意識或反省科學知識的本質或危機問題。
  這些對於科學的認知,自然也使我對科學報導有了反省,因此我在一些報告的場合,會將科普比擬成有如宗教大法師傳教的作為,也就是傳法者說的漪歟盛哉,聽者則是神恩浩蕩。
  科學記者也是科學的監督者到了2009年,英國頂尖的科學期刊《自然》,做了一個「媒體報導科學」的封面專題,這個專題刊登了三篇文章,首篇是〈啦啦隊還是監督者〉的社論,直指科學報導不應只是做傳播科學的啦啦隊,也應該扮演一個監督者的角色。
  另外是兩篇專文,一篇是〈推翻傳教式的科普〉,作者默科特(TobyMurcott)曾經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科學多年,他說雖然自己有生化博士及三年博士後研究經驗,但他並不能只寫生化領域文章,而他的科學報導工作意義,有時便受到其他領域同事的質疑,譬如政治新聞記者的撰寫報導,可以參與到政治事務的辯論,在政策形成中與政治人物平起平坐,因此如果科學報導只是宣告科學研究的成果,就好像在扮演傳教士的角色。這與我對於科普活動的質疑如出一轍。
  我很同意這位有經驗的作者所說,科學報導必須建立起有如政治、文學以及藝術評論相類似的角色,建立起一種科學評論的寫作模式,當然這需要對於專業知識的熟稔,以及對於一個科學領域的更廣面發展趨勢有所認知,才能夠跳脫只是轉述科學家宣告發現的那種模式。
  另一篇文章〈與科學保持適當批判距離〉,作者倫斯柏格(BoyceRensberger)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擔任科學記者32年,當時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新聞研究計畫主任,文章指出,1920、1930年代,美國的科學新聞報導,主要是說服社會大眾相信科學是社會的救贖,那種由19世紀末科學進步論而來的思維,延續到1950年代,還留存著宣揚科學進步的使命,不認為科學記者應該做科學的監督者。
  文章舉出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作者卡森(RachelCarson)揭露殺蟲劑DDT帶來的環境破壞,雖然遭受產業界嚴厲批判,但是科學進步論因此受到質疑,也掀起往後的環保運動,後來也有因核能事故議題所引發能源選擇的多元論述。
  近年來我也在許多場合主張,科學報導應該如同藝術和文學等人類其他文化活動的報導一樣,建立起一種科學評論的風格,不是傳教式的照本宣科,尤其今日科學知識領域高度分化,科學報導更應該跳脫純知識技術性的結果撰述,探討產生科學知識方法的局限,也討論科學技術在面對更大的社會和文化條件中的意義與評價。
  這些問題並非只是在科學的應用層面,事實上在科學知識領域,由物理學物質基本建構理論,物理現象解釋模型到對於宇宙構成的猜想都是;生命科學由基礎臨床研究到轉譯研究,由化約論思維局限到還原回歸整體生命意義的困境,都應該在科學報導中點明這些知識的盲點何在。
  這些看法並非憑空擬想,我長時間閱讀《自然》期刊,便常有如此的報導文章。許多人知道,《自然》除了刊登只有少數人看的專業領域論文,每期至少都會有好幾篇通俗性的科學報導,這些文章在介紹一個科學領域新發展的同時,總會對於其知識產生的局限性提出討論,也會由更寬廣的面向,評斷一個科學新發展的價值,我覺得他們做得不錯。
  大物理學家楊振寧討論科學創造思維有幾段話;「在每一創造性活動的領域裡,一個人的愛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氣和機遇,決定了他的風格,而這種風格轉過來又決定他的貢獻。」「物質世界具有結構,而一個人對這些結構的洞察力,對於這些結構某些特點的喜愛,某些特點的憎厭,這是他決定自己風格的要素。」「因此,愛憎和風格之於科學研究,就像它們對文學、藝術和音樂一樣至關重要。」
  這幾段話不但說明了,面對客觀的宇宙物質與生命現象,人類創生的科學詮釋方式其實取決於主觀選擇,這由小的個人愛憎風格,到身處之師承潮流,更大的還有文化傳統因素,也決定了科學知識的內涵、社會意義以及文化境界。
  對於科學與文化,當年那篇文章我引用了清朝史學家趙翼的詩句:只眼須憑另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科普作為也可以之為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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