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我曾用〈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的題目，在《科學月刊》發表過一篇談論科普的文章，那篇文章透露出我對於科普以及科學與文化關係的一個看法。

　　二次大戰之後，科學活動受到二戰中原子彈發展的影響，也受到冷戰對峙中科學與國家安全緊密關聯的衝擊，成為各個國家政治與社會層面的重要活動，此與二戰前科學在其萌起歐陸的地位，明顯不同，更迥異於一次大戰後歐洲文化思想界對於科學的一種悲觀氣氛。二戰結束時美國電機工程師布希（VannevarBush）發表的〈科學：無窮盡的疆界〉，代表著對於科學的一種樂觀看法，各個國家以政府預算支持科學研究的行政施為，於焉開始，至今超過半個世紀，科普活動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中逐漸開展的。

　　由於科學研究得到政府預算支持，科普也成為向社會說明科學研究正當性的一個作為，只不過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面貌。60年前布希發表〈科學：無窮盡的疆界〉，其實並不是一路順遂。1920年代美國農業部就提出以科學研究增加農產之議，但是美國一直是農產過剩，增產不只沒有誘因還帶來麻煩，自是不受歡迎，後來因為有原子彈、雷達以及更早盤尼西林帶來社會利益的加持，更由於布希用了「基礎研究」一詞取代以往的「純粹研究」，解決了一般對於「純粹研究」如何帶來社會實利的困惑，但是說到頭，人們不應忘記，政府支持的科學研究，出發動機還是有利可圖。

　　正視科學知識的本質與危機相對於歐美，我們文化中的科普活動，當然是另外一個面貌。先說「科普」這個名詞，「科普」顧名思義就是「科學普及」的意思，「科普」這個名詞最先出自中國大陸，共黨社會主義「唯物辯證」中已有科學主義思維，2002年中國通過《科學普及法》，科普活動自是沸沸揚揚。我們接受「科普」這個輸入的概念，則源自歷史因素，那就是「五四運動」以降對科學的一種瑜揚與崇仰，由於對科學帶來社會進步有如此無疑的認定，很快地我們便「科普」起來。

　　我自己約40年前開始進入這方面的工作，那個時候沒有「科普」之詞，我們用的是科學報導。科學報導當然很好，但是老實說，心裡想的恐怕多少還是「科普」，有一種以先進科學知識啟迪民萌的教化思維，那正是「五四運動」以降的餘緒。

　　我一直記得一個早期的經驗。那時我在《中國時報》上寫了一篇物理科學的報導，第二天一位報社的資深同事來向我致意，他說我寫得很好，不過他看不太懂。這位同事的言行看起來似乎有些嘲諷之意，但是我很了解他，知道他是真心的，他的話中其實有一種自責的味道，為自己居然不能領會如此美妙人類知識產物的科學，而感到懊惱。

　　這件事使我有所警惕，想大概是自己的報導寫得不好。後來多年，我又寫了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這回是當時的總編輯來和我討論，他也說文章很好，只是一旦開始出現什麼粒子的時候，他就不知所云了，之後我與大學裡做生命科學研究的朋友談起此事，說他們常朗朗上口的「基因表現」，對於一般人來說，其實是不知所以的。

　　後來由於我與世界最頂尖科學家，有許多深入接觸與對話，對於科學前驅進展的真實景象，有許多親歷的一手觀察認識，這些知識歷程使我對科學知識的本質與限制，有更深認識，這當然改變了我對科學的根本評價，同樣也影響我對於該如何做科學報導的看法。

　　我想我們不必引用許多科學哲學家的看法，便可以知道科學知識的限度所在。毫無疑問的，科學知識及它的應用，大大改變了我們對於宇宙生命的認知，也改變了我們藉此來操控改變的力量，但是科學由某一個論點介入，闡釋所觀察的客觀世界，再以人所設定的辦法檢定其因果是非，都決定了科學的「簡近因果，實徵致用」有其致用之效，也有其認知之侷，科學在解決「受控條件的線性因果」問題，有傲人成就，但是人生世事真正深刻有意義的事，卻無一不是複雜多因的。

　　1996年我在中央研究院舉行的一個科學史研討會上，提出了一篇論文〈科學之後？超越近代科學危機的再創造〉，反映出當時我對於科學的一種省思。為了擴大這篇論文的影響，兩年後在《聯合報》的「五四專輯」，我以〈迎接一個後科學時代的宇宙新思維〉為題，對此方面的概念再做引申，在這個時期，我接觸到許多對於科學與文化本質的探討，走訪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科學文化方面人物。那年年初我在《中國時報》寫了探討「近代科學的創造力與危機」系列報導，討論走過幾百年風光歷史的科學所面臨的挑戰。

　　在這系列中，我曾與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Dyson）對談，他是在科學文化論述領域備受推崇的知識巨擘，此外值得一提，是與當時在ScientificAmerican的資深撰述霍根（JohnHorgan）的訪談。霍根在ScientificAmerican工作多年，寫出一篇篇叫好叫座的報導文章，也寫了許多鞭辟入裡的科學人物側寫，結果他工作10年，到頭來卻寫了一本名為《科學之終結》的書，對於科學的未來發展做出討論。

　　霍根的書，是以科學界不同領域科學家的夫子自道，交織出一個科學面臨困局的面貌，當時那本書甚為轟動，引起正反意見的爭論。我想要特別說的是，像霍根或是我的工作，比較容易看到科學本身的問題，因為我們雖然接觸過許多科學家，但是我們同時很清楚認識到，科學家的群體無論如何膨脹，相對來說，終究是社會中的少數，外面社會有許多可能對科學畏懼疏離甚至懷有敵意的大眾，當今科學家常接觸的只有同行，甚至還是小領域的同行，又某種程度的受到二戰以來國家支持科學研究體制的保護，我的經驗，除了少數也許有特別視野的科學家，一般不容易意識或反省科學知識的本質或危機問題。

　　這些對於科學的認知，自然也使我對科學報導有了反省，因此我在一些報告的場合，會將科普比擬成有如宗教大法師傳教的作為，也就是傳法者說的漪歟盛哉，聽者則是神恩浩蕩。

　　科學記者也是科學的監督者到了2009年，英國頂尖的科學期刊《自然》，做了一個「媒體報導科學」的封面專題，這個專題刊登了三篇文章，首篇是〈啦啦隊還是監督者〉的社論，直指科學報導不應只是做傳播科學的啦啦隊，也應該扮演一個監督者的角色。

　　另外是兩篇專文，一篇是〈推翻傳教式的科普〉，作者默科特（TobyMurcott）曾經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科學多年，他說雖然自己有生化博士及三年博士後研究經驗，但他並不能只寫生化領域文章，而他的科學報導工作意義，有時便受到其他領域同事的質疑，譬如政治新聞記者的撰寫報導，可以參與到政治事務的辯論，在政策形成中與政治人物平起平坐，因此如果科學報導只是宣告科學研究的成果，就好像在扮演傳教士的角色。這與我對於科普活動的質疑如出一轍。

　　我很同意這位有經驗的作者所說，科學報導必須建立起有如政治、文學以及藝術評論相類似的角色，建立起一種科學評論的寫作模式，當然這需要對於專業知識的熟稔，以及對於一個科學領域的更廣面發展趨勢有所認知，才能夠跳脫只是轉述科學家宣告發現的那種模式。

　　另一篇文章〈與科學保持適當批判距離〉，作者倫斯柏格（BoyceRensberger）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擔任科學記者32年，當時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新聞研究計畫主任，文章指出，1920、1930年代，美國的科學新聞報導，主要是說服社會大眾相信科學是社會的救贖，那種由19世紀末科學進步論而來的思維，延續到1950年代，還留存著宣揚科學進步的使命，不認為科學記者應該做科學的監督者。

　　文章舉出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作者卡森（RachelCarson）揭露殺蟲劑DDT帶來的環境破壞，雖然遭受產業界嚴厲批判，但是科學進步論因此受到質疑，也掀起往後的環保運動，後來也有因核能事故議題所引發能源選擇的多元論述。

　　近年來我也在許多場合主張，科學報導應該如同藝術和文學等人類其他文化活動的報導一樣，建立起一種科學評論的風格，不是傳教式的照本宣科，尤其今日科學知識領域高度分化，科學報導更應該跳脫純知識技術性的結果撰述，探討產生科學知識方法的局限，也討論科學技術在面對更大的社會和文化條件中的意義與評價。

　　這些問題並非只是在科學的應用層面，事實上在科學知識領域，由物理學物質基本建構理論，物理現象解釋模型到對於宇宙構成的猜想都是；生命科學由基礎臨床研究到轉譯研究，由化約論思維局限到還原回歸整體生命意義的困境，都應該在科學報導中點明這些知識的盲點何在。

　　這些看法並非憑空擬想，我長時間閱讀《自然》期刊，便常有如此的報導文章。許多人知道，《自然》除了刊登只有少數人看的專業領域論文，每期至少都會有好幾篇通俗性的科學報導，這些文章在介紹一個科學領域新發展的同時，總會對於其知識產生的局限性提出討論，也會由更寬廣的面向，評斷一個科學新發展的價值，我覺得他們做得不錯。

　　大物理學家楊振寧討論科學創造思維有幾段話；「在每一創造性活動的領域裡，一個人的愛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氣和機遇，決定了他的風格，而這種風格轉過來又決定他的貢獻。」「物質世界具有結構，而一個人對這些結構的洞察力，對於這些結構某些特點的喜愛，某些特點的憎厭，這是他決定自己風格的要素。」「因此，愛憎和風格之於科學研究，就像它們對文學、藝術和音樂一樣至關重要。」

　　這幾段話不但說明了，面對客觀的宇宙物質與生命現象，人類創生的科學詮釋方式其實取決於主觀選擇，這由小的個人愛憎風格，到身處之師承潮流，更大的還有文化傳統因素，也決定了科學知識的內涵、社會意義以及文化境界。

　　對於科學與文化，當年那篇文章我引用了清朝史學家趙翼的詩句：只眼須憑另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科普作為也可以之為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