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有多么正当-江才健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最近英國發生一事，引起科學研究者很高的注目。事情是一位倫敦大學學院的計算機科學家，因為去年向歐盟委員會申請一項研究計畫遭到拒絕，雇用律師進行上訴，今年三月歐盟委員會認同他的上訴，給予了他所申請的研究資助。

　　這個案例並非常態，歐盟委員會研究架構七計畫，二○○七年到二○一三年共收到超過十萬件研究計畫，其中百分之八十遭到拒絕，只有三千六百多件提出上訴，一百零一件獲得重審，最後不到十件得到了研究經費資助。

　　大多申請者沒有上訴，理由很多，一些研究者的不上訴，是因為上訴程序煩瑣，曠日費時，有些選擇申請其他資助，有些則修改原本的提案再試。這回上訴成功的三年建立生物醫學和臨床研究的電腦模型資料中心計畫，因正是歐盟研究委員會「遠景二○二○」計畫的一個方向，那位倫敦大學學院計算機科學家於是力爭，還花了一萬歐元雇用律師進行上訴，最後成功得到計畫申請的五百萬歐元資助。

　　國家以社會公共資源資助科學家研究，是晚近事物，起自二戰之後。二戰前雖說近代科學已沛然而起，發揮的實際功效也令人印象深刻，但是科學家得到資助十分有限，二十世紀前幾十年，歐洲科學獨領風騷，一些美國科學家到歐洲鍍金，研究旅費多只能向私人基金申請，名額也很有限。

　　一位俄國物理學家寫的《量子世代》書中一個故事，很能說明當時的研究資助景況。一九二○年代已經出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一次接到他的好友，德國非常重要的量子理論物理學家玻恩（Max Born)的信，希望愛因斯坦運用影響力，推薦一位玻恩認為十分傑出的俄國物理學家獲得研究資助，愛因斯坦回信說，「我只要一次有所閃失，推薦了一個二流的物理學家，就會喪失我所有的影響力，以後再也不能幫助任何人了。」

　　愛因斯坦的顧慮，正說明當時研究資助大爲有限，以及只有少數頂尖科學家才能得到資助的景況。但是二次大戰使事情全然改觀，二戰中尤其是原子彈所發揮的巨大效果，令世界各國印象深刻，戰後紛紛設立機構，用納稅人的錢支持科學研究，此一趨勢自上世紀五○年代以降，至今未歇。如果以愛因斯坦的標準來看，現在莫說是二流，也許超過二十流的科學家都得到了研究資助。

　　二戰之後，這個「政府支持科學研究」趨勢的形成與延續發展，原因很多，五○年代以降的冷戰對峙，是重要因素。我認識的已故美國眾議員，擔任過眾院科學委員會主席的布朗（George Brown Jr.)，一九九二年在美國《科學》期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可說道出了個中要旨。

　　他說，「美國政府在過去五十年裡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反映一種心態，認為追求知識是大眾理所當然要支持的文化活動。」他的文章接著說，「三、四十年前，將基礎科學研究與軍事安全連爲一談的冷戰之調高唱入雲，科學應加推廣的論調，在這種政治後援下，更是振振有詞；過去美國的太空計畫，正是這種科學研究與國家安全牽強關聯說法的一個明顯例子。」

　　布朗還認為，冷戰期間的將科學與國家安全或經濟實力連爲一談，說穿了只是愛國主義作祟，那是政治人物與科學遊說團體相互附和以致。他以爲美國當時要解決的是教育、社會福利公義制度以及產業等問題，基礎研究的擴充不是當務之急。

　　布朗在文章中提出論點說，「自二戰以來，美國擁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的增加，遠超過全國人口成長的速度。基礎科學研究群體的擴展，基本上是研究經費增加的一種市場反應。」一點不錯，今日愈來愈多被訓練成為科學或學術研究的人，不僅造成研究群體日益膨脹，也是研究經費預算不斷攀升的道理所在。

　　看今天面對經濟衰退局面的歐洲，仍提出八百億歐元的「遠景二○二○」研究計畫，還有其他的科學計畫，都反映著過往所謂科學帶來社會進步的思維，以及現存龐大研究群體以及科研體制機制的影響，此中有許多沒有定論的辯詰，那位英國計算機科學家爲研究經費的上訴，也就有了充分的正當性。

　　當年布朗會發表那樣一篇文章，其來有自，冷戰期間美國的科學研究與計畫預算不斷攀高，到那時冷戰結束幾年，卻遭逢經濟衰退，失業率大增困局，科學預算自然大受影響，造成科學家不滿。布朗自己學物理出身，又出自美國國防與科技發展重地的洛杉磯地區，他是科學界的代言人，卻沒有沆瀣一氣的屈從民主體制的「分贓政治」，令人佩服。

　　九○年代，布朗曾經對科學研究與社會關聯問題多所發言，他強調科學與技術發展，應該有更多的文化關照，也要與一個多元需求的社會環境相配合，不應該有自外於社會條件的特權，他直言批評科學界饜求經費的本位主義心態，是不負責任的自私自利行為，因此在科學界遭到強烈的敵意和批評，甚至說他是科學界的「新麥卡錫主義」。

　　我與布朗眾議員在台北與華府有過幾次見面談話，對於他的一種正視社會責任的民主信念，印象深刻，還因緣的參加了他一九九九年過世後的喪禮。這十多年來，美國經濟遭逢大挫，歐洲經濟也跌深谷底，科學研究創造經濟動力的信念，依舊如故，只在研究經費的起伏與研究效率指標上作文章，沒有新的思維。

　　布朗二十多年前的文章結論很好，他說，「今天面對的挑戰，不是增加研究經費問題，而是改善社會。我們能不能創造教育和經濟機會？能不能提供學術討論空間？能不能在一個公正、人道的社會中，給予人們發揮潛力的自由？如果上述條件都能做到，科學研究才會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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