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學進入我們文化的歷史，由我們教育傳授科學的思維，科學在我們的文化中，其實處於一個浮面的地位，也就是對我們來說，科學其實只是一個有內容而沒有思維根源的知識體系，我們靠科學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在思想上卻處於一個人云亦云的跟風狀態。

這種情形越是在懂得一些科學知識的人，越是嚴重，反倒是一些認定自己是科學的外行人，常會說的「我不懂科學」，這句話其實無意間倒是更趨近了對於科學知識思維的根本探究。

對科學的一種「盲信」，是當前近代世界的普遍現象，非僅吾人獨有，這與科學帶來技術進步與經濟繁盛的過往經驗有關，此種對科學的態度，對於創生科學的母文化社會，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社會來說，比較沒有認知思辨的根本問題，只是「習焉而不察也」，但是對於非基督教文化的我人來說，則有文化深層的思維問題。

我人文化對科學的「盲信」，源自科學進入我們文化的歷史時機和表象面貌，一言以蔽之，乃是那造就了科學的一個「救亡」「啟蒙」，「包山包海」的完美形象，其引致的結果，是我們殷殷嚮往於的只在科學知道了什麼，卻鮮少究問，科學是如何知道了那些什麼，我們追求的是一個宇宙知識的標準答案，不是宇宙問題的本質。

坊間常有的說法，認為吾人文化是實用取向，缺乏歐西文化一種非實用取向的純粹好奇動力，並據以引致出爲何近代科學不能出現於工藝技術長久精進的我人文化，卻萌生在歐洲的推論。

此種說法，在近世思想文化層面中，尤以西哲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成其大者，他把新教倫理說成是歐西資本主義進取革新的動因，也認為歐洲向外擴張所倚恃的近代科學，是當時社會的一種進取革新思維所造就，忽略了歐洲面對長久資本爭戰歷史，孕生一種擴張侵奪需要的歷史動力，我人十九世紀面對歐洲擴張所倚恃近代科學武力的挫敗，也讓韋伯之說盛行於我人文化之中。

此種對於自身文化的缺憾感，加深了對科學的一種近乎教條式高舉，也更造成我人專注於追逐科學知識的標準答案，沒有意識到面對宇宙主觀思維文化原創力的重要，使我人落入一個文化上的因襲摹仿大氣候。

舉一個例子，近來常受到注意的英國著名媒體《經濟學人》，最近連續六期，專題討論近代科學的六個大哉之問，這六個大哉問分別是追問浩瀚宇宙之中，出現如我們此種生命之機率和意義的「生命如何開始」；談論近時物理學宇宙論中所謂多重宇宙猜想的「是否只有一個宇宙」；討論近年物理科學熱門議題所謂「暗物質」和「暗能量」的「宇宙到底如何構造」；究問生物物種為何五億年前突然爆量出現的「寒武紀生物大爆發的成因」；也由前世紀末的麥克遜-莫利光速實驗，到愛因斯坦的狹義及廣義相對論，及熱力學的熵概念探討「時間爲何消逝」；以及探究我們認知事物能力由來的「意識是什麼」。

此些探究之中，除了知識內容，也有哲思的探究，不論這些大哉之問的想像是否有道理，卻顯現出近代科學面對宇宙思維的一種自信心，是我人所沒有的。

在近代科學歷史上，今年正好是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的一百周年，以廣義相對論對物理觀念影響之大，自有諸多回顧紀念，因此七月在北京與一般認為科學工作有愛氏之風的楊振寧，作了一次訪談。

楊振寧對於物理科學的發展，自有一番見解。他最出名的，是一九六一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建校百年座談會，所發表的<物理學的未來>，那個報告文章他選入了爲六十歲出版的《楊振寧論文選與評註》。

楊振寧在文章中說，二十世紀上半的物理科學，以狹義、廣義相對論以及量子理論，寫下物理科學的壯闊史詩，但是二十世紀下半十多年的物理進展，他卻感到憂慮，原因是雖然繼續有數學理論建構，也有相應實驗數據佐證，但此些累聚知識，卻未能達到如愛因斯坦所說「建立起一個完整可用的理論物理系統」，而且這一個理論系統能體現出普適的基本規律，「用這個系統，宇宙能夠用純粹推導的方式建造起來。」楊振寧也以好幾個層面，探討物理科學由實驗作為到理論猜想的內在危機。

楊振寧謹慎思慮的看法，顯現當時才三十九歲就有的深刻科學哲學視野，也引起大科學家威格勒（Eugene Wigner)的興趣，與之書信交流討論。同一個座談會上，還有三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年歲長楊振寧四歲，被一般認為是天才物理學家的費曼(Richard Feynman)，發言表現出他對得到物理最終解答的一種樂觀，也直言不同意楊振寧的悲觀看法。

今年五月，在新加坡舉行奠定楊振寧科學歷史地位「楊-密爾斯理論」六十周年的會議，九十三歲的楊振寧重談此題，發表<物理學的未來 重新檢討>演講， 提出了大哉二問；他問「費曼所說的物理的最終解答」是什麼， 他也好奇，一九八八年過世的費曼，「晚年是否還有著一樣樂觀的看法」。

面對當前近代科學想解決的「大哉六問」，我們也要問，這是不是同樣反映著一種過度的樂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