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因事到北京一趟，同行朋友一家訂了住在趙家樓飯店。趙家樓飯店所在的趙家樓胡同，是北京諸多胡同之一，但是在歷史上卻有個特殊意義，因為九十六年前，那正是「五四運動」的發生地。

「五四運動」的發生，近因是中國在一戰中雖然參加支援歐洲協約國並對德宣戰，但是一戰之後的「巴黎和會」，在美國主導之下，卻逕將戰敗德國在山東的利益，私下轉移給日本，當時的北洋政府因與日本利益交換，準備接受此一可說「喪權辱國」的合約，「巴黎和會」的南方政府談判代表乃將訊息透露給新聞界，一時舉國譁然，乃有北京青年的遊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青年學生先在天安門聚集示威，後來轉往不遠趙家樓胡同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並翻牆而入，打傷在那的駐日公使章宗祥，然後火燒趙家樓，終而演成全國聲援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當時帶頭學生裡，有後來做了台大校長的傅斯年。

「五四運動」發生的遠因，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餘緒。 十九世紀歐洲強權挾堅船利砲之勢，在全球殖民擴張，侵佔領土，略奪資源，中國自1940年鴉片戰爭一役初敗，割地賠款，欺凌羞辱紛至沓來，「五四運動」是長久屈辱的一個反抗，「五四運動」高舉的「民主」和「科學」，既是爲免國家傾頹的「救亡」，也是要新國人思想的「啟蒙」。

九十六年來，這個「救亡」與「啟蒙」之路，雖說躓跛而行，亦獲致相當可觀成就，光看今日的北京，不用說與九十六年前相較，就是與二十年前，甚至十年以前，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從城市的建築面貌，到交通民生設施，都是國際水準，走到城中心區的南鑼鼓巷看看，可說一派「出門俱是看花人」的長安風貌。

無可諱言的，今日中國「救亡」的能夠成功，確有賴學習「科學」以致技術工業及經濟發展之效， 今日中國以經濟軍事實力，面對國際貿易競爭，歷二十年快速成長，遭逢他國軍事對峙，亦可得一觭角之勢，此皆斷非百年前之國勢頹敗，任人宰割所能想望。

然而「啟蒙」又如何呢？其實「五四運動」提出「民主」與「科學」，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當時也要以此二位先生來啟蒙，因此有提倡如「科學的人生觀」之類的泛科學主義，此由五四以興，至今猶在。

以「科學」為思想「啟蒙」之張本的問題，是認定「科學」為窮究宇宙萬物的唯一思維，離此之外，皆是不「科學」的「迷信」， 所謂「科學」與「非科學」，「理性」與「非理性」，都是我人文化常見的二元對立思考，近時社會上好用的所謂「理盲」，指的也是昧於所謂的「科學」之「理」也。

那麼「科學」之「理」是什麼呢？簡而言之，「科學」之「理」的核心乃是「簡近因果」和「實徵致用」，「簡近因果」乃能線性推理，「實徵致用」方能立時見效。如同曾經得到諾貝爾物理獎的大物理學家威格勒在他著名的文章<科學的局限>中說的，「近代科學的成功，不在其理論的正確合宜，而在其巨大的應用效果。」

我人文化中人常喜歡談的，是科學的理性主義，此一由歐幾里德體系傳承而來的推理邏輯，故有其嚴整合理之內涵，卻也不可免於其單一面向推想的局限性，所謂「短長相生」，此一嚴整推理的長處是因果關係的清楚簡明，便於利用於實驗操作層面，這正是威格勒文章所說的「巨大的應用效果」所由來，一言以敝之，現代科學無論其推理邏輯如何嚴整，如果不有巨大的應用之效，恐只會是經院課堂裡的議論辯詰，不會成為影響深遠的主流知識。

或有謂，有巨大之應用效果，不正代表其思維之正確性嗎？ 近代科學的實證致用之效，確實帶來發展的大成功，這正是前述歐洲科學先行國家，得以倚恃科技武力，向外殖民擴張的根本道理所在。

那麼此一以「簡近因果」「實徵致用」為核心的近代科學思維，又有何困境呢？簡單來說，科學簡近實用的特性，面對線性簡明問題，容易知其因果，致其解答，得其利用，然而面對複雜多因問題，則常顯現其「只見表徵，未識徵結」的盲點，此由科學知識內涵之探討，到科學知識之運用，不一而足，明顯之例，由以化約線性思維面對複雜生命現象的「治標害本」，到近來宇宙物質探索的迷於虛奧推論，演成知識危機，也多有反思。

當然近代科學發展至今，已呈沛然之勢，人類生息其間，亦久焉成習，然看近代科學面對宇宙自然與生命存亡思維舉措所造之果，由環境生態，到資源耗竭，無一不險，追求人類生命的存續，亦顯現窮究竭盡的無止慾望，可說已是「圖窮匕現」。

現下正是回顧九十六年前趙家樓歷史事件中「啟蒙」意義的時刻。重新思考「科學」價值的思想「啟蒙」，並非人類文化的衝突對立，而是人類文化的融合提升，此不獨對我人文化有其深意，亦是整個人類「救亡」之所繫。